五年规划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第2/2页)

习近平指出："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五年规划在中国政治运作过程中，既是确定政策优先顺序的推动力和决定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关键，也是政府发挥善政善治作用的重要手段。苏联解体不是"五年规划"的失败，而是"五年规划"本身的科学性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适应性的问题。"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的实施使我国形成了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时期，不论是要实现经济起飞阶段的"大推动"，还是要推进国内市场环境的新建设，都必须依靠政府来统筹协调。在五年规划的指引下，我国政府职能的价值取向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注重追求社会经济效率；政府职能的施行多采用行政指令手段，通过直接管理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避免了市场的短视行为，消除了政策上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政府职能实施的势能和动力则是以政府行政指令为号召，最大限度凝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共识，以目标实现倒逼资源配置，防止资源分散和各自为政。这一时期，尽管我国在极低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为推动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了物质资本，奠定了现代化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我国政府仍处在以经济建设职能当先的"善政"偏态化管理模式之中。"六五"计划以后，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促成了五年计划目标和功能的逐步革新，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也随之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十一五"规划更是成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拐点，以明确的约束性指标对政府责任进行了规定--"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职责范围，加强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自此中国政府履行各项职能的协调性不断增强。而后"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发挥"团体、基层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十三五"规划侧重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把加快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重点，争取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十四五"规划指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要"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这些五年规划均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向上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新要求，而在这些要求与指向中，我国政府职能的价值取向不断由全能型、管制型向社会管理型、服务型转变。其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了中国政府"五位一体"的职能范围；政府职能的施行手段由行政指令影响市场到更多倾向于问责和约束市场，实现了"包办"体制到"效能型"政府的转变；政府职能实施的势能和动力是政府、市场和社会通过对总体规划目标的分解匹配与自身相适的目标函数，进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三向式、组合式、循环式发力。由此可见，五年规划促进了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在推动政府由"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同时成功化解了现代化面临中断的潜在危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稳定的"能力保障"，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优势。

三、五年规划的凝聚向心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并联式"发展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奇迹的背后，离不开举国体制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举国体制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推进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这一制度优势在我国五年规划的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充分的彰显。

第一，在经济发展层面，举国体制战略性地集中国家力量，以攻克重大项目或完成重要任务为主要目标，在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取得重点突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中国是"不能自己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不能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没有现代国防工业的国家"。对此，为快速将我国由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以五年计划为指引，带领人民开启了大规模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历史伟业。"一五"到"五五"期间，五年计划一次次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整合了国内外可利用的各种条件，动员全国人民共同投身工业化建设实践，迅速改变了中国落后的工业现状，推动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为我国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现代化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的实施不仅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在"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党和国家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指导政府宏观管理、引导市场合理配置资源，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到20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的经济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跃进，完全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五年规划以约束性指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预期性指标激发市场活力，不仅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突出强调了举国体制新的优势，更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了西方国家"活"与"乱"的交叉，真正做到了"合"与"集"的交融。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之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融通实现了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多轮驱动。"十三五"时期，我国重大战略任务和165项重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见效，规划确定的主要指标如期实现。截至"十三五"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我国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更为科学化、规范化。在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中国没有效仿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是吸收接纳了市场经济中的有利因素，有效地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愈发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

第二，在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层面，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能运用国家政权去进行一些科学研究，但其旨在独占资本、争夺世界霸权和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其目的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相左。垄断制度盛行、公平效率失衡、阶级二元对立以及党派争权夺利等因素掣肘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2022年，美国《大众科学》月刊网站刊登的《美国基础设施危机是一场失衡的危机》一文指出美国在维护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一直存在欠缺，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得到及时维护和更新，极端高温和暴风雨正在使道路、桥梁、供水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承受日益加大的压力。反观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便在多个方面赶超美国，许多大型现代化工程在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的引领之下顺利落成。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包头钢铁公司、沈阳第一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华北制药厂等重大工程项目的见行见效，到"十一五"时期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实施，到"十三五"时期京雄城际铁路、中欧班列、港珠澳大桥、深海空间站等的闪亮登台，再到如今"十四五"时期102项重大工程的有序实施；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到"七五"后人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九五"末小康水平的总体达成、"十三五"时期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以及"十四五"时期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良好开局，14个五年规划，近两千项重大工程项目无一不见证了70年来中国综合实力的质变与跃升，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