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为农民写文章，善帮领导出主意：学写农村调查报告的一段经历和几点体会-余爱民(第2/4页)

酒席宴上最后一般应该上汤，调研报告的最后一个部分往往是结论，是建议，也是最后一道"汤"。这道"汤"弄不好，整个"酒席"的效果可能都会受影响。要把这道汤熬好熬出味来，让人喝了特别爽，让人喝了难得忘，这要下很大的功夫，下很深的功夫。我的20多篇调查报告一直不敢写成调"研"报告，就是欠缺这种"研"的功夫，也就是"熬"的功夫。我记得作家陆文夫好像写过一篇小说《美食家》，说一群美食家有回品尝一桌盛宴后都夸最后一道汤最好，厨子闻讯一惊，他做菜做得太累了，竟把最后的洗锅水当汤盛着端上了桌子，洗锅水能成美味，因为它综合了锅里残留的几十道菜的余味。我不会做汤，像洗锅水这样的汤不敢做也做不来，不过，我的调查文章观：汤肯定要尽力去熬，但每盘菜都要做好，吃饭并不一定硬要去喝汤，把问题弄清楚、把原因说透彻、把政策搞明白，即使结论不出彩，这篇调查报告也成功。可不可以这样比，写调查报告如同医生看病，能对症下药绝对最好，能把病断明白、把病因找准确也算不错啊，而今好些个新鲜病，像非典、禽流感什么的，找到引发根源还难呢。

我写的《60件土地上访件综合与分析》，没有写结论，也就是没有写建议，只对这60件土地上访件作了分类整理，作了直接的、间接的、本质的和当前工作上的原因分析，后来发了荆州市委2005年中途出版的《领导参阅》第一号。我写的另一篇调查报告《九条政策不理解，十个方面受影响--农村土地延包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些问题》，只写了十九个涉及政策的问题，没有分析没有建言，这篇文章引起省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书记、省长、副书记、副省长四位领导在上面作了批示，省有关厅局会同报社电台电视作了近半年的宣传引导工作。

我举两例的意思是想说，六菜一汤，每道菜都要做好，能够做好其中一道菜也有价值。当然，有汤的酒席是完整的，我们应该更尽力地去做好最后一碗汤。

三、写文章--追求七有，敢于一无

我对写文章（不独指调查报告）有一个"擅自确定"的"七有标准"：即文之有识（见识）、文之有理（道理）、文之有趣（情趣）、文之有物（事例）、文之有情（感情）、文之有文（文采）、文之有句（妙句）。

"七有"如同一个人。"七有"中的前"三有"（有识、有理、有趣），是灵魂性的东西。我以为，第一境界为有识，第二境界为有理，第三境界为有趣，三者兼得为最佳境界，能有其一都算上乘境界。第四有（有物）为躯体，躯体要强壮、健康，事例要丰富、典型。第五有（有情）为气质，无感情之文有如无气质之人，此情应当是亲民爱民之真情，而不应该是吹牛拍马之伪情，应该是实事求是之真情，而不应该是哗众取宠之虚情。第六有（有文）为外表，我这里多指语言之外表，外表可华丽可朴实，酌文而定，写农村问题调查，以朴实自然为美。我以为朴实生动最难得。第七有（有句）为闪光点（外表与内在的都可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倘有一妙句，全文自风流，调查报告能出精彩的观点，经典的句子，或者能有让人记忆深刻、引用经常的一两个事例，那也就成功了。这种成功，常见妙手偶得，也可刻意磨得。我于第六有"文之有文"多说两句，因为这好像是我的调查文章语言方面的一个小特点。什么特点，下里巴人的特点，土里土气的特点，山药蛋式的特点。不过，我认为，这种土里土气也是一种文采。当年白居易写诗力求老妪能懂，柳永写词达到百姓能歌，我不敢拿了牛屎比麝香，但我好像也有一种追求，那就是我写的农村调查报告，要让种田的和当官的都能读懂，都喜欢读。因此我写文章特别多的乡村俚语、俗话、顺口溜、歇后语，我一连两年专为老百姓写了《中央一号文件通俗读本》，农民争相传阅，都说写得好，有的还把它贴在房门上，我写的调查报告经常送给老百姓看，或者讲给老百姓听，我写的和我讲的一样，都是百姓语言。比方说，我写《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开头一段这么写："最近一段时间，我借工作之便，就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这个问题，走访了监利县21个乡镇105个村，'故事'听了几百个，笔记录了两大本，想用一两句话提炼调查结果有点为难，不过，有位村干部编了一段绕口令，倒是可以帮我这个忙。他说税改后的农村公益事业'有些事情急需搞，因有政策不好搞，可让群众代表搞，但要监督规范搞，不搞群众要你搞，乱搞税改就白搞，农民应该出钱搞，国家更应主持搞。'"再比方说，俞书记第8次给我批示的那篇文章，标题就是农民的问话：《乡镇财政所，不收税了干什么？》最近我写的《农民两工何去何从》，我把监利县逐步取消两工后，群众自发地进行生产性公益性建设模式，概括成这么几句话："大伙都说干，选出代表办，过程请人看，搞完从头算，干部靠边站。"这几句话本身就是老百姓"原创"。这次参加全国农村发展论坛，因为我一口"土话""实话""故事话"，人民网记者撰文称我"是一个善于用乡村俚语汇编而成的顺口溜表达观点的基层干部。"

我说的敢于"一无"，就是敢于无视文章套路的意思，文有定法，文无定法，有可以变，无就是变。用"变"字可能更恰当一点。毛主席是调研文章的导师，我细读毛主席的经典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个体会就是文无定法，变即为法。他的这个报告好像与过去包括现在的调研报告写法不大一样，至少有两个地方可能在我们有些办公室主任那里通不过，一是写得太细太碎，一项项的事写得清清楚楚，详细生动；第二是结构不够匀称，8个段落，第8段竟比前7段之和还要长，这不是"尾大不调"吗？说来可笑，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竟是带着不太崇拜甚至不大服气的挑剔眼光去读的，竟觉得"大有改头"，可以把8段合成传统写法的3段，并且应该把第8段调上前来；另觉得"大有删处"，太啰嗦了，可删一半。后来再读三读，愈读愈觉毛主席文章绝妙，妙在哪？妙在变，形式服从内容，文章服务革命，打破戒律，自成一体。读《毛泽东选集》，真的感觉毛主席写文章自如挥洒，浑然天成，真正进入了一种自由王国的化境。这话一说就长了，不过这也是我学写调查报告的体会。记得我刚调进办公室的时候，同事们指导我，说办公室写材料与报社写新闻是不同的，怎么个不同我一下子不清楚，可我想，能不能让二者相融相通呢？说实在的，传统的办公室那些调研材料我还真的不大喜欢看，我去年订了几份杂志，正儿巴经的农村问题研究杂志我有点看不进去，新闻式的农村研究文章我特别喜欢看。我冒出一个想法，我从写新闻过来，反正办公室文章套路我不熟，能不能也学一学霍元甲大师傅自创一套"迷踪拳"呢？我有几个想法，其中之一，就是能不能像写通讯一样写调研文章呢？我琢磨，这种像写通讯一样写调研文章，主要是把通讯里面生动活泼的事例包括传神点睛的细节的描写手法引过来，第二是把通讯里面的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引过来，第三是把通讯的灵活多样的结构引过来，三引之下，调研文章是不是就变得活泼而不呆板了，变得生动而可读了呢？我这么想着，也就这么写着。回头看我的调查报告与传统的办公室调研文章确实有点区别：办公室文章特别讲究出新观点，并且排列整齐，语言铿锵，办公室人员对此也津津乐道，而写到事例并不讲究，一般是泛泛地写，淡淡地写，浅浅地写，生怕写多了写长了，只当个药引子，只当个大桥味精。我却不敢苟同，我是尽量把我知道的生动的故事当然是能够反映主题的典型的事例多写、详写、大写、特写，拿它当大菜，当主食（写过了也容易进入毛主席指出的"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的故事"这种误区）。至于观点，我也讲究（讲究实在实用），也努力去提炼（力求准确明了），但我觉得并不特别的重要，因为我想，领导们大都不缺乏比基层更深刻的思想，因此不缺乏比基层更精彩的观点，但有一点缺乏，那就是相对缺乏对基层的了解，把基层的故事多一些呈上去，让他们催发领导更深刻更精彩的思想与观点，这是我们基层调查报告应该也可以做的。为什么我们基层工作者硬要送领导已经比较丰富地占有的东西，而吝啬多送一点领导比较少有而又特别需要的东西呢？

文法之变，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我们基层小笔杆子，不敢为大，为点小吧，从小处变起。我写《农民两工何去何从》，文章已印出来了，我一看又是一万多字，想起俞书记那次"虽长但易读"的批示和办公厅压缩处理的作法，我心头一紧，眼前一亮：把最后一段"几点建议"提到最前面来如何？这样既节约领导时间（后面可以不看），又能把作者的调查结果端出来。我想，今后的稍长一点的调查报告都可以来一个"提后上前，结果优先"的处理，或许这也算一变吧。

四、作准备--做到十于，坚持一生

十于：饥于学、渴于问、惯于思、勤于写、敢于言、淡于功名、薄于应酬、肯于吃苦、甘于寂寞、乐于奉献。

说其中两点。先说勤于写。我原来当报社总编辑时经常鼓励通讯朋友勤写文章，我说勤作文有"八利"（或叫"八有"）：有名（名分大小）、有利（利有厚薄）、有业（可作事业）、有绩（总有成绩）、有友（以文会友）、有趣

（高尚情趣）、有位（单位上有地位）、有提（坚持写的总有提拔）。写文章不失为基层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无后台无门路无其它手段的基层工作者争取进步的一条途径。而今，我到办公室工作，我也这样劝我的同事们和乡镇同行们，多写调研文章，有益于民，有助于事，有功于世。能把自己写成领导更好，写不出来也不要紧，大路朝天，各有一边，有人驾驭人，有人驾驭文，各驾各的马，各驭各的场。我们不能建三峡、造神六、成超女，我们可以写点有益的文章，不指望留芳千秋万代，但希望作用一时一事。再说敢于言。因为想写的有作用，难免会写出副作用，有可能哪一事例哪一观点或者哪一句话冒犯了领导，不要紧，相信领导们英明开明，也不要在乎有的领导发脾气甚至给你穿小鞋，只要观点站得直，只要事实坐得稳，不必担心一点小风雨，大风大浪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怕这怕那别去写文章，写调查文章有时也需要勇气和胆略的。

以上十于，应属老生常谈，所谓"前人之述备矣"，不须详说，但须常做，坚持一生，必有所成，信不信？练就慧眼铁脚和这一次不是一般的上情。可惜前面的调查我们没有能拿到这份资料，只是听相关同志简单说了说，这种"二传"往往是不到位的。据我的经验感觉，得到中央领导在一个地方的讲话"原版"，尤其是"内部版"，就等于得到了某种重大机遇。我曾干过几年的报社总编记者，记得当年陈锡添记者能够写出新闻名作《东方风来满眼春》，就是抓住了类似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