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汇编（4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汇编（4篇）
目录
1.乡村振兴必须与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 2
2.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五个关注点 9
3.加力提效打好稳增长主动仗 13
4.更好发挥平台经济"新动能"角色 18
乡村振兴必须与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刚刚闭幕的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同时强调"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本文认为，同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既是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的需要，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我们首先从乡村振兴的两个目标--生活富裕和产业兴旺谈起。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最近几年虽然有所降低，但仍处在改革开放初期2.5倍的高水平上。2020年农村脱贫攻坚战虽然已经圆满收官，但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6亿人口中，75%分布在农村，而农村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63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5元，刚刚跨越"两不愁三保障"的绝对贫困线。而我国2019年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若参照世界银行确定的中高收入国家每人每天5.5美元的贫困标准，我国农村相当规模的人口还都处在相对贫困状态。
农民贫困的技术成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从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和就业人口占比的比值来看，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是逐年扩大的。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制度根源是人地矛盾。我国农村户均土地的经营规模异常狭小。根据农业农村部2021年的数据，全国农村超过98%的农户（约2.1亿）经营的耕地在10亩以下，户均土地规模只有7.46亩。加拿大的农民户均土地为4500亩，美国为2550亩，巴西1050亩，法国630亩，日本48亩。世界银行将户均耕地面积低于2公顷（30亩）的农户定义为小农。我国农村户均土地不足这一小农定义的四分之一，可谓超小农、小小农。我国2.1亿农户仅靠户均7.46亩地，如何能实现农业产业兴旺，又如何能生活富裕？农村五年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如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3亿农民进城务工，其人均月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才使得大批至少有一个农民工的农户实现脱贫。
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国务院才把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根据2015年对河南省10个县（市）的50户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认为现有生产条件下种粮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以200亩左右效益最优。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6倍，为全国最低的省份，嘉兴市又是浙江省最低的，仅为1.61倍，其中农户土地规模大都在200亩左右，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从当地农户了解到，一对夫妻不需要雇工可耕种200-300亩土地。
就我国现有的20亿亩耕地而言，若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的规模，农村只需保留4000万农户，其余1.7亿农户中的劳动力都必须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若使农村户均土地规模达到100亩，则农村1.9亿农户中的劳动力都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而与上述两种农地集约化的要求相适应，农业转移人口至少要达到4亿。然而，截至2021年7月，全国农村耕地流转面积仅占承包地的37%，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上的农户仅为1.40%。这表明，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并在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同时，完成由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化，从而在大幅度减少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农业论基础、就农村谈振兴、就农民讲致富，而必须跳出"三农"看"三农"，用工业化引领农业现代化、用城市化消除农村贫困化、用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高于55.3%的全球平均水平，但2019年我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中高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平均为66%。不仅如此，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4%，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7.9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54亿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没有城镇户籍，他们在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以及住房等方面都不能完全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待遇。进一步说，我国64.72%的城镇常住人口中，除了生活在685个县级以上城市中的"市民"，还包括3亿左右居住在2100多个镇区中的"镇民"，这些没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和居住在镇区的镇民，大都还处在半城市化状态。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城市化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我们期待在"十四五"期间，从2022年开始，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至少年均提升1.32个百分点，到2025年达到70%；从2025年开始，再按照年均1.5个百分点增速，到2035年达到85%，这样才能为本世纪中期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日本的城市化率在上世纪末达就到了90%左右。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85%的水平比日本晚了大约40年，设定这样的目标不能算很高。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市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从制度层面看，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从而影响乡村振兴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对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仍然在采用计划经济的方式。要同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必须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市场在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上同样起决定性作用。具体说：
一是要取消对特大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提升我国城市化整体水平。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近60年来世界城市化的发展都是人口在向特大、超大城市集中，而我国长期推行的是优先发展小城镇，严格控制特大、超大城市的战略，尤其是整个"十三五"期间北上广深，都定出了控制人口规模的上限。很多特大超大城市甚至在疏解所谓"低端人口"，这种逆市场化的行为无疑会遏制我国城市化的正常发展。从2016年以来的数据可以看出，年度进城务工农民的数量在减少，上海非户籍人口也在减少，整个国家的城镇化速率出现了下降趋势，这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工业化的最后完成和2035年基本现代化以及2050年全面现代化的实现。
实际上，无论是从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来看，还是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的特大超大城市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都不是太大了而是不够大。诸如北上广深等特大超大城市有着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应该取消对这些特大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将更多土地资源和财政资源向这些城市倾斜，让它们为全国城镇化整体水平的提升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是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优化土地空间配置。土地资源的配置，同样要由市场来决定。用计划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必然导致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大中小城市之间人口和土地资源的错配，使大城市的房价十年九调，越调越高，从而抬高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2021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已不足36%，但村庄建设用地却是城镇建设用地的2.12倍。2008年以来中西部地区人口大量流向东部地区，而中央政府建设用地的配给则更多地从东部向中西部倾斜，这是造成东部沿海大城市住宅用地不足从而房价持续飙升，而中西部城镇建设用地供过于求从而导致空城丛生的主要原因。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根据人口流向，使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供给更多地向特大超大城市倾斜，从而优化我国的城乡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三是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改革，放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限制。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大量宅基地闲置，以宗数计算，宅基地闲置率高达17.6%，按亩推算近3000万亩。由于农村集体的宅基地没有收益权和担保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致使大量闲置宅基地难以盘活，这不仅堵塞了农民抵押融资的渠道，而且造成城乡居民高达十倍的财产收入差距。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消除阻碍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制度障碍。
四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开放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应该是开放的，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而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土地承包权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特别是在农村集体资产（包括土地）股份化之后，农民初始获得的集体资产的股份完全可以自由转让给任何单位或个人。
五是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加快农地流转集中。农业农村要实现开放性发展，必须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通过转包和租赁推进土地流转和集中，在实现土地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为此，一方面要适当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工商资本对农业进行长期投资，另一方面推进"两权"即农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改革，特别是扩大宅基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的流转变现范围，从而拓宽务农大户和农业企业的融资渠道，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要建立农村承包地有偿转让和退出机制，政府不能强迫进城落户的农民放弃农地承包权，但对于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主动放弃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政府也不应该禁止。要消除阻碍工商资本下乡的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源的双向流动，扩大承包经营权流转范围，实现农户土地规模经营，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五个关注点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研究员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落下帷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为了解中国年度经济政策的"风向标"，其提出的形势判断、思路要点、重点任务、政策举措等为经济界所广泛关注。2023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们的研究认为，有以下五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依然是主基调。这次会议延续了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提出2023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这一主基调的提出，显然与党中央关于2023年的经济形势判断密切相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为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0.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为5.3%，这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然增速回落较大，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因此，党中央提出来抓2023年的经济工作必须要把稳增长作为"第一主题"，稳就业、稳物价，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成为制定2023年经济政策的基本导向。
第二，扩大内需战略被放在稳增长的首位。既然稳增长是2023年经济工作的"第一主题"，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稳增长最重要的抓手是什么？这次会议给出了答案，即为扩大内需战略。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当宏观经济处于下行通道时，在市场没有完全出清之前，一般由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这里的有效需求，一般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这三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经济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需求收缩，这是客观事实。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为4.9%，大大弱于疫情之前，消费需求亦受到严重抑制。因此，这次会议部署了2023年五项重点任务，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五项重点任务之首，足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相关部委围绕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也会陆续出台。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恰逢其时。
第三，将消费需求摆在扩大内需战略的优先位置。国内需求包括两个方面，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关于这两大需求，中央文件一般有两句常见的表述，即发挥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发挥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经济学理论看，消费需求较之投资需求更具有稳定性，投资需求容易随市场预期等发生较大波动。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并且明确"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会议还具体提出，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继续实施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等，对2023年如何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当然，投资的关键性作用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如何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需要有"干货"政策。
第四，住房改善被列为"第一内需"。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讨论，这几年争议比较多。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内需的两大行业，一个房地产，另一个是汽车，其他还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如此之大。事实上，住房消费比较是居民最大的单一消费。目前，全国平均商品房单价在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单套商品房的平均总价在100万元左右，而居民新车平均每辆的价格中位数大约在20万元左右。至于手机、家电、旅游、教育、养老等，都无法跟住房消费相比。正常年份，中国每年新房销售额在18万亿左右，二手房销售额在7万亿左右，两者相加25万亿，住房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无法替代、无与伦比的。当然，房地产行业是一个资金高度密集的行业，过度市场化，容易引发金融风险。这次会议，明确将"住房改善"列为"第一内需"，这意味着不少地方对二套房的诸多限制，比如限购、限贷（认房认贷）等，都可能在2023年被取消或者大幅降低门槛。
第五，为民营企业创造更良好、更安心的环境。当前，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发展预期偏弱，信心不足。这次会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我国是否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有各种不正确的议论，给社会信心和发展前景带来严重不良影响。对此，党中央坚决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次会议强调，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比如，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要全面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持续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反对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多空间，国企、民企、外企都要依法依规经营等等，都意味着2023年党中央要为民营企业创造更良好、更安心的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注点远不止以上五个方面。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体系建设、扩大开放、就业等问题，这次会议都做了细致的部署。我们可通过相关渠道进一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力提效打好稳增长主动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召开。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会议将稳增长置于明年经济工作首位，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并作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等一系列工作部署。
面对严峻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外形势，怎样看待打好稳增长主动仗？财政政策与配套改革应怎样落实推进？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稳住经济增速势在必行
今年，我国经济走势跌宕起伏，最新公布的11月份部分重要经济数据再次探底。记者注意到，相比于往年要求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此次会议在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中，将稳增长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两度强调要"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并指出"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
在全球经济显著放缓、陷入衰退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保持我国经济合理增速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表示，经济增速影响着就业、居民收入、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乃至国际社会和中国发展的预期，关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能否充分发挥，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低速不要紧，只要质量高'的看法，这显然是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了，不符合中央要求。无论是企业产品的质量、技术研发，还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医疗的高质量，最终都体现在高附加值上。如果不能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成效不明显，对这一点的认识不应含糊。"刘尚希说。
会议对稳增长的高度重视释放出积极有力信号，市场受到极大鼓舞。据了解，多数专家学者与市场机构对明年经济增速作出了较为乐观的预测，并认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维持在中高速水平。
全力以赴拼增长，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会"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与"急转弯"。记者注意到，明年的财政政策要求"加力提效"的同时，也将注重保障可持续性和做好风险防范；货币政策则强调"精准有效"，更加突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房地产问题，会议提出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变，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宏观调控在注重"量"与"质"的同时，着力寻求"度"的合理均衡，为宏观政策的相机抉择、灵活调整预留出了空间。多重目标考验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越是面对超出预期的经济下行压力，越需要有力、高效的宏观政策为稳增长筑基托底。对于财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日前表示，"加力"主要体现在：一是统筹财政收入、财政赤字、专项债券、调度资金等，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持续推动财力下沉。二是合理安排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适量扩大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今明两年持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动力，确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三是持续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做好困难民众、失业人员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提效"主要体现在：一是完善减税退税降费政策，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二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科技攻关、生态环保、基本民生、区域协调等重点领域投入。三是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与撬动作用，有效带动扩大全社会投资和促进消费。四是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财政政策效能。五是持续创新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注重加强与就业、产业、科技、社会政策协调配合，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还要筑牢风险防控制度的机制，抓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强化财经纪律约束和财会监督，不断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对财政政策的部署将力度置于效果之前，并强调财政可持续性和地方债务风险防范，意味着仍会保持较大规模的赤字和专项债规模，同时要求更高的财政政策效果和多渠道筹措财政资金的能力。"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明年的财政政策兼顾平衡发展与安全、稳增长和防风险、减税降费和财政可持续、短期经济社会稳定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民生福利改善与科技强国建设等多重目标，需要从资金规模、结构和使用效率上做文章。
稳增长重任在前，解决"钱从哪里出、事由谁来买单"的问题愈发迫切。对此，罗志恒建议，有必要通过提高国债规模和占比，再转移支付给地方，逐步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近年来随着大规模减税降费实施、疫情反复冲击以及房地产持续下行，地方债务到期和付息压力叠加，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尖锐，'三保'问题突出，影响了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进度。"罗志恒解释道。
刘尚希指出，要进一步推动央地关系改革，缓解基层政府"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原来我们的改革多从收入侧考虑，现在有必要更多从支出侧考虑。财政事权和责任有适当上移的空间。"刘尚希说。
深化改革是提振预期之本
无论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优先恢复和扩大消费，还是鼓励支持民营经济、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稳增长离不开市场主体预期的有力牵引。会议指出，明年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的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经济工作。
着眼于预期改善，我国今年先后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结构优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减税降费退税缓税，创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用于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扩大制造业长期贷款等。"减税降费、公共投资等宏观政策的效果体现在乘数效应上。当前消费低迷、预防性储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刺激效应是边际递减的。重振市场信心，实质性的改革更加有效。"刘尚希认为，通过更深层次改革，将阶段性政策转化为长期性制度，是提振预期的根本。
"扩大内需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短期靠刺激，但中长期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推动企业居民和政府收入分配改革、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改革。"罗志恒表示。
另外，刘尚希指出，市场信心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其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会议指出，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为此，要将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化改革、央地关系改革等同步推进。对于促消费扩投资这一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应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速人口流动、打破投资项目地域限制等方面寻求根本性突破。
更好发挥平台经济"新动能"角色
--专家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科技元素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如何理解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数字经济之重要角色？未来应怎样支持平台企业的发展？数字经济领域相关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谈角色：有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
"从经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数字经济是我们国家整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产业科技创新研究部部长王晓明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王晓明表示，平台经济体量大，增长空间大，带动就业多，特别是作为数字经济的主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向上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作为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经过一定阶段的治理，加之相关法规制度逐渐完善，已经具备重新焕发活力加速发展的条件，在复杂的形势下，应当发挥经济增长的带动引领作用，在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产业竞争中大显身手。
"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事关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构筑，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有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单志广指出，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也事关高质量发展的加快推进：有利于加速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消费领域平台企业挖掘市场潜力，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展望未来，数字技术赋能企业转型将加速推进，不仅在消费、娱乐、医疗等领域形成一批引领数字化转型的平台企业，还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处理器等领域形成若干决胜全球化竞争的创新生态系统，平台与平台的较量、创新生态与创新生态的竞争将成为大国经济博弈的新常态。"单志广分析。
谈监管：把平台经济纳入新的治理框架
至于如何发挥平台经济的作用，王晓明认为，这就需要在对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和治理前提下，明确平台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通过正向激励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
"常态化监管和治理就是要把平台经济纳入到新的发展轨道和治理框架中来，使其发展与我国新经济的基本制度构建更符合，与国民经济系统的不同部门更协调，与国家安全以及创新发展的大方向更一致。"王晓明说。
王晓明认为，"数据二十条"等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将为数字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创造更加完备的制度基础。他同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快出台促进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鼓励平台经济重点发展、优先发展的白名单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为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单志广分析，对平台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有利于加强平台各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维护好用户数据权益及隐私权，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有利于构建有活力、有创新力的制度环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利于健全平台经济法律法规，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漏洞，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强化平台企业数据安全责任；有利于引导平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夯实底层技术根基，扶持中小科技企业创新。
对需要鼓励发展的重点领域，王晓明提出，我国当前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数实融合"，因此应鼓励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与能源、交通、制造、农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另一方面，要鼓励平台企业深度参与科技创新，尤其在关键技术领域将数字科技的根基扎牢。
"同时，平台企业应把握住明年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带来的机遇，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真正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王晓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