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党课：关于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传承创新(第2/3页)
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前提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被毛泽东多次强调，例如他在1939年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1961年再次提出"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这种思想也一直是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并且后来被江泽民进一步发展成为"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这是因为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组织的主心骨，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起着主持和引导甚至"一锤定音"的作用，这就必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亲自参与，带头调研，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障党的政策行驶在正确方向上。同时，领导干部参与调研具有强大的示范效用，在调研过程中往往能够带动其他干部和党员一起参与到调查研究中来，从而在全部门、全地方甚至全党范围内形成调查研究的风尚。
（三）读志明事：做好从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党员领导干部主政一方，不仅要了解这个地方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还必须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等。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古韵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的一个城市、一个乡村往往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沿革，会形成较为独特的风俗习惯。如果不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情况，有时就无法理解当地为什么会存在某些问题、当地群众的某些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就难以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间久了甚至会和人民群众产生隔阂。一定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不仅是近来一段时间、因为一种因素形成的，而是各种原因长期纵横交错的结果。即使是现实突发情况，其背后也经常涉及多方面、深层次的历史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党员领导干部就必须从多个方面寻找事情发展的行程轨迹，在盘根错节中一步步解开症结，帮助解决问题。毛泽东非常看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调研地区进行"系统的从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而为了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与现状，除了实地考察、与群众交流外，毛泽东还热衷于对地方志史的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翻阅当地的地方志。地方志是一种多学科书籍，涉及历史、地理、人口、物产、风俗等许多方面，是快速了解当地风情的工具，因此特别受到他的钟爱。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明确规定，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以中央文件的方式将阅读地方志明确作为调查研究的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外出调研期间总要把当地方志作为重要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读过的志书有广东的《汕头县志》、江苏的《无锡县志》、江西的《铅山县志》、安徽的《安徽省志》、四川的《蜀本志》等，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地方志阅读和利用的极大兴趣。
习近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研读地方志的方法。例如，在主政厦门时，他从时任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的洪卜仁处借阅了《厦门地方史讲稿》和《厦门志》，并邀请洪卜仁讲解厦门历史，这成为他了解厦门的一个重要渠道。在浙江，习近平"每到一个市、一个县，一定会找来当地的地方志仔细阅读"。2006年12月考察温州苍南县台风灾后重建工作时，习近平就认真研习了《苍南县志》中关于历代台风登陆的记载，以此作为指导工作的借鉴。在总结地方志作用时，习近平指出："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读志明史、读志明事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调查研究一直坚持的可靠办法。
（四）解剖麻雀：利用典型案例掌握全局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每个矛盾都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调查矛盾的个性可以发掘出矛盾的共性。但是，只关注事物的个性，或者把共性看做不同事物个性的简单堆砌，"把大量事例归纳成一个普遍原则，并不是辩证法"。因此，通过调查了解大量事物的个性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通过研究、通过辩证思维的方法将关于特殊性的认识上升为关于普遍性的认识，这也是同样关键的一步。中国共产党人把矛盾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原理运用在调查研究方法上的经典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解剖麻雀"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提出，调研要深入，"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办法"。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调研过程有时没必要也不可能了解清楚每个事物、访问每个群众，并且过分要求群观博览也会导致对每一个事物的了解不够细致，无法获取能帮助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选取比较典型的案例进行系统调查研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对一只麻雀的深入解剖，不仅能够探知到这只麻雀身体构造如何，由什么组成，体能机制怎样，而且可以由小及大，了解到所有麻雀的共性，从而增进对麻雀这个种类的了解和掌握。毛泽东曾经指出，解剖麻雀不是"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而是"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上升到调查研究也是这样。"麻雀"就是人民群众的情、人民群众的事，"解剖麻雀"就是与人民群众进行心连心交流，了解人民群众的现状和需求。越是人民群众需求呼声大、遇到困难多的地方，就越是"解剖"的重点。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深入地方、深入基层，到人民群众身旁、到老百姓家中，多蹲点，多了解，多考察。正是通过对一个个典型"麻雀"的解剖，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大量社会发展一手材料，进而又通过科学思维能力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概括、整理和加工，从丰富的个性中总结出了广泛的共性，形成了对社会生活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转化的科学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发展形式作出正确判断以及确立工作重心提供了客观依据。
三、中国共产党调研传统与时俱进的实践演进
掌握科学的方法是调查研究的基础，而开展正确的实践是调查研究的关键。调查研究是一门要落实到行动中的学问。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重视调查研究的具体实践，但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因此，受到社会物质生产条件改变以及人们思维方式转换的影响，调查研究的具体实践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实践行为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进步的。这其中既包括总结和反思我党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对调研工作做出的恢复和调整，也包括因为理念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科技创新而对前人调研行为的优化和演进。
（一）制度沿革：强化调查研究工作的严肃性、规范性
实现调查研究工作的制度化，让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而不是浅尝辄止，对调查研究的态度随政治风向任意迁移，风头一过就束之高阁，是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思考的大事。在领导红四军展开革命斗争、开辟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对根据地群众生活、经济条件、土地状况、各阶级情况的调查研究。1930年6月，毛泽东将"开展调查研究"的要求写入《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这标志着调查研究在红四军中正式制度化。在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之后，毛泽东将调查研究制度化工作进一步推进。1941年8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大决议，并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其他地方分局和区委都设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这标志着调查研究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制度和工作要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明确提出过诸如"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也重新确立起来。邓小平认为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曾提出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推动建立规范化的党员领导干部调研制度体系。此后，调查研究制度化工作不断加强，整体上呈现出硬性规定、量化标准、持续贯彻的态势。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把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作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点内容之一，明确要求"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用量化标准对调查研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调查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八项规定"将"改进调查研究"列入第一条。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调査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通知》，提出了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六项要求，以专门文件的形式强调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这些举措，使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不断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完善。
（二）模式延继：探索调研模式的长久性、常态化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必须要对被调查研究的事物有一个清晰、全面、正确的认识。但是，事物本质的暴露往往需要一段时间，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这样才能使认识不断地接近正确。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涉及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党务、军事等多个方面，对一件事情的处理要厘清前因后果、利益关系、是非对错等，这些不是看几张数据、和几个人对话、用个把小时就可以全部了解和解决的。调研讲究深入，切忌浅尝辄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对一个问题、一个地区或一个事件保持长时间的关注和观察，这样才能保证手中的材料充足、更新及时。在寻乌的调查是毛泽东最著名的调查研究工作之一，整个调查过程持续了20多天，期间多次召集50人以上的调查会，到访寻乌城22个行业、130多家商店，调查内容既包括寻乌城的经济社会状况、地理交通情况、历史和现状发展等宏观情况，也包括商品制作过程、地主剥削手段、是否存在卖妻鬻子现象等具体的问题。正是长时间大范围的调研使得毛泽东同志对土地分配、城市商业等情况有了进一步认识，为此后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在《寻乌调查》总结经验时写到："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毛泽东到基层考察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着，但却很难再长时间停留在相对固定的地方调查了解工作，这也对他的一些决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后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总结了毛泽东基层调研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后，坚持将扎根基层、联系基层群众确立为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任务的同时，也认识到部分领导干部因为工作等原因无法亲身对一个地区进行长时间深入调研的现实性，积极探索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方法。习近平就曾实事求是地指出，领导干部个人的时间和经历不是无限的，在调研过程中"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亲力亲为，也难免有其局限性，难以保证调查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为此，习近平在调研过程中特别注重做到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将时间的延续转化为数量的经常性，增加和地方上的点对点联系频率，避免出现"一下子"调研、"走过场"访问的情况。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习近平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将兰考县作为自己的联系点，并在之后三个月里两次考察兰考县，指导当地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农村了解实际情况。同时，习近平也积极运用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创新基层调研方式。2016年习近平与福建宁德福鼎赤溪村村民进行了视频连线，与村民进行亲切友好交谈。这是习近平离开宁德后第二次回到这里调研，虽然是远程连线，但对于在百忙之中调研千里之外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更体现了习近平克服困难下沉基层进行调研的决心和智慧。
（三）渠道延展：激活党内外沟通通道的活跃性、双向性
党员领导干部了解舆情、掌握民意不仅需要躬身调研，还需要兼听、多听，经常与党外人士、专家学者沟通交流，吸纳他们的意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能够把不同民主党派、群众组织、社会团体的呼声和意见汇总起来，是在调研过程中扩大与人民群众接触面积、协商各方面利益诉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特别是一些专家学者，其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都使他们对所在领域有更深刻、更专业、更科学的见解。当今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讲究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迅速，党员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咨询专业人士才能对相关领域特别是新兴事物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主动学习，而且应该让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专业人士参与到决策的谋划和执行中，以此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极为看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非党内社会著名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与之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49年11月11日，政务院成立了参事室，1951年7月，又设立了中央文史研究馆，1969年开始两个机构合署办公。参事室的主要职责是让民主党派人士对颁布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建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事室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参事室逐渐变成了安置退休人士和非党内人士的"养老室"。改革开放以后，参事室制度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198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发〔1988〕58号文件，明确将参事室定位为政府机构中唯一兼具统战性、咨询性的机构。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继续发展完善参事室制度，同时又在吸取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2002年12月26日，党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从此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正式确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实际上就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动向、学科动态等内容进行的一次集体集中的调查研究，既是中央领导集体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也是专家学者与他们交流沟通的过程，提供了党内外双向沟通新渠道。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使之成为党和政府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智力支撑。国家智库主要面向的是各领域领军科研场所和高精尖战略人才，保障了智库提供的调查报告和咨询意见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国家智库"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使得智库并不完全受到行政命令的规制，而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超脱性，可以围绕党政治理问题，根据具体情况在自己擅长领域内制定研究方向与研究计划，这既让智库研究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也让智库研究更加自主化、专业化、规范化。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建立和国家智库的建设进一步打通了党中央领导与专家学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这就有助于在调查研究中，让群众意见能够更通畅地"自下而上"递达到领导干部的桌前案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努力更新决策咨询机制，发扬优良传统，促进调查研究渠道与时代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