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党建和改革经典段落-102个(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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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会改变目前国资委与国企之间那种二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在目前的二级委托-代理关系里，国资委作为国家出资人是国企直接的委托人。一旦建立国家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由国家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家资本的投资方担当国企的出资人，就可能建立国家投资公司与国企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国资委作为国家资本的最终委托人与国资投资公司或运营公司之间又会建立新的委托-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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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国资委与国企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就可能转变为三种模式：一是形成国资委-国家资本投资公司-国企之间三级、甚至多级的委托-代理关系，降低国资委对于国企决策的直接干预程度；二是国家资本投资公司与国企之间形成比较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国企的董事会组成就主要取决于出资人的资本份额比重，由国家资本投资公司来根据资本市场变化和人民长远利益决定对于国企的投资，通过股权变化来影响国企公司的决策和行为，也通过国家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出资人所控制的国企的董事会来影响公司决策；三是在国家投资公司持股较少的国企里，国企就可能变为混合公司，国资在股权里的比重可能不到绝对控股程度，甚至不到相对控股（第一股东）的地步，但是国资还是参股了，还是能够对于国民经济发挥国资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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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对于若干关键的经济部门尤其是社会公益经济部门的资本管理可能还是要继续目前的二级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式。但是在更多的经济部门里，让国资投资运营公司作为投资方和出资人参与公司治理，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把目前许多国企改造成为混合公司。在这些混合公司里，国家资本可以是继续绝对控股的，也可以是相对控股，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本身会让国资和国企在更广的范围

内参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机会，从而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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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资管理与国企管理适当分离后，就加大了国资投资的灵活性和市场导向，这就会淘汰那些低效亏损的"僵尸企业"，从而引起国资布局和国企布局的产业调整，从总体上有利于国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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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强国有资本的监督管理。国有企业与国资管理体制紧密相连，国有企业要改革，国资管理体制必须相应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完善的总体方向就是转变职能，管资本为主，关键是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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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授权要到位。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也就是说，除行使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出资人职责外，还应负责政府基金投资管理，国企资产重组、资产处臵、资产上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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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要规范。必须成为一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规范的公司制企业。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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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关系。国资委通过两个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责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监督管理，不直接管理公司（平台）出资的企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平台）依法对所出资的企业进行监管，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国有资源的有效配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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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分类只是基础和手段，分类的目的在于运用，分类推进改革、分类促进发展、分类实施监管、分类定责考核。可通过四个层次细分为八类：第一个层次：分为商业类、公益类和功能类；第二个层次：把商业类分为关键领域、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和竞争领域的一般商业类企业；第三个层次：把关键领域、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分为已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和未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把竞争领域的一般商业类企业分为正常经营的企业和处于停业、停产状态的"僵尸企业"；第四个层次：把正常经营的一般商业类企业分为已进行股份制改革的

企业和未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把处于停业、停产状态的"僵尸企业"分为有有效资产的企业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在细分的基础上，分类施策，试点先行，积极稳妥推进各类企业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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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竞争领域一般商业类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并鼓励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一是对于正常经营，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一般商业类企业，原则上都要积极引入各类投资主体，通过控股、参股、收购、兼并等方式，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鼓励国有资本一次性退出。二是对于已经改制，但改制不彻底，遗留问题较多且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一般商业类企业，要支持企业二次改制，鼓励国有股退出。如市百纺公司、恒益五交化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竞成食品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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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谨慎处臵"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一是精准识别，建立"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数据库。对已经停产、停业，连年亏损，长期欠薪、欠税、欠息、欠费，主要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等方式维持生存的企业，可认定为"僵尸企业"。对经过登记注册但长期没有经营业务的公司可认定为空壳公司。具体认定时，要科学合理，尊重市场规律，精准识别，按经济类型分别纳入国有企业数

据库。二是精准施策，有序推进市属国有"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处臵。按照"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要求，分类处臵。对可进入产权市场交易的，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转让，实现国有股权全部转让退出；对变现能力相对较好，资产负债相当的，按照《公司法》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清算关闭注销；对资不抵债的，按《企业破产法》实施依法破产，实现市场出清；对产业关联度强，尚有转型发展潜力的，采用吸收合并、无偿划转、股权多元化等方式进行重组整合；对已关闭暂不能注销的，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设立直属子公司，实施集中统一管理，降低维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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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进行公益类国有企业改革。公益类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对该类企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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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让人员有充分用武之地。推进董事会建设，明确董事会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实现人员选拔民主化。完善外部董事结构。国有企业内部董事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行政机关任命。外部

董事可由国资委聘请，分两种类型：一类是专职董事，聘请国有大型企业退休的工作经验丰富、业绩良好、身体健康的老同志；另一类是兼职董事，聘请一些有国际经验、国际视野的，金融、资本市场以及财务和法律方面的专家，以此补充和优化董事会的专业结构。外部董事的比例应适当高于内部董事，形成内外制衡机制，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出现。进一步理顺董事会与各有关机构的关系。与国资委的关系，董事会对国资委负责，国资委通过管理董事会达到加强国资监管，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的。与经理层的关系，董事会与经理层明确划定职责界限，董事会是决策组织，而经理层是执行组织，董事会有权组建、考核经理层。与监事会的关系，在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存的情况下，董事会应着眼于决策的科学性，监事会则应着眼于决策的合法性，以确保董事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与党委会的关系，党委会应把握指导企业决策的政治方向，主要看企业决策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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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在"党管人才"不变的原则下，积极推进国企高管市场化选聘，实现国企董事会、董事长的任命制，总经理及相关高层管理者的市场化选聘制。董事长作为出资人的代表，由各级组织任命；高管人员更多

从市场产生，由董事会聘任和管理，实现市场化运作。这里需指出，不排斥从国企内部范围选择高管，但需要通过"去行政化"，"走市场化"将国有企业"干部"作为职业经理人纳入到市场中进行培养、交流与定价，同时为外部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进入国企服务疏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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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坚持分类管理，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明确区分党管企业领导人员和市场化选任企业领导人员的选用标准，在任用方式、条件、期限、经济和政治待遇上差别对待。针对党管企业领导人员，明确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竞争择优的具体条件，制定职务随绩效升降而变化、收入随业绩升降而浮动的考核措施。对市场化选任和管理企业的领导人员，要把经营业绩、管理经验和专业素质、薪酬水平、外部竞争等作为重要条件，明确奖惩条件、范围、方式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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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要去除国有企业内部对员工的行政化管理，需要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加强人员岗位设臵。突出企业发展的核心领域、成长性强的业务单元和效益增长点，按照"因需设岗、精简效能、结构优化、动态管理"的原则，分类分级设臵中高层专业人员岗位，使专业人员在纵向上可以向本序列高层次岗位发

展，横向上可以在不同岗位序列间流动，形成纵向畅通、横向贯通的专业人员发展通道。积极推进人员职务聘任工作。同时，建立清晰的职业发展体系，使员工更好地进行自我的职业生涯设计，实现自我学习成长和企业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加快培养高素质人员队伍。一方面，大力培养选拔年轻人员。比如，支持年轻人员担任重点科研项目或课题负责人，鼓励年轻人才在职攻读硕士以上学位，每年通过选拔的方式，有重点地选送一批优秀年轻人才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脱产学习进修。另一方面，从企业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通过自主命题，组建设立专向技术攻关组，不定期进行专项课题研究，努力创造优秀员工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同时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加强企业内部的绩效管理。根据人员所在岗位、职位、身份的不同，制定各项指标，指标的设计要有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并尽可能量化。根据企业人员实际身份实施分类考核，对企业身份的，以绩效管理各项指标为主；对事业单位身份的，同时考核德、能、勤、绩、廉等各项指标，从而在企业内部设臵平行的两种考核评估机制，考核结果设定不同档次，最终评定的考核档次，与薪酬制度相挂钩，提高工作效率，强化奖励效果的目的。引进退出机制，实现人才的优化配臵。要根据企业自身业务发展战略的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人员退出机制，做到持续实现人

岗匹配、能力与绩效、绩效与薪酬的匹配。要以定期的绩效考核结果为依据，对达不到要求的员工依据程度的不同采取降职、调岗、离职培训、解雇、退休等处臵政策，进而保障企业人才资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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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更具吸引力的薪酬制度。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制定灵活的薪酬制度，进而实现多劳多得，能者高薪。一是做到薪酬水平公平与合理相结合。在薪酬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公平的薪酬水平，同时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决定是否要使薪酬水平对外具有竞争力。薪酬制度还要做到公平性，包括对外公平与对内公平。二是做到固定工资和弹性工资相结合。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领导层薪酬激励机制，使领导层薪酬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把领导层利益与国有股东利益紧密结合。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与此同时要建立企业内部监督制度、薪酬信息公开制度，使国企领导层薪酬接受职工、社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监督。对国有企业新招聘的各类人员实行合同制、聘任制，工资、奖金与业绩挂钩，激发各层次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做到物质奖励和非物质奖励相结合。传统薪酬管理认为薪酬是员工为企业提供劳动而得到的货币报酬与实物报酬的总和，包括工资、资金、津贴、提成、分红、福利等，这些都属于经济性薪酬。处于

知识经济的经营背景下，员工的职业安全感下降，专业技术型员工将更为迫切的希望增长知识、技能和社会认同。企业可适时地调整薪酬结构，加大非经济性薪酬要素的比例，以此侧重培养提升员工的成就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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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产业是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内核，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战场。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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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双侧合力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来源。从需求侧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提升，人们的消费需求出现了从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个性化、高端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需求正逐步向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升级，这些都拉动了产业结构从农业向非农业、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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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一方面加大力度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探索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体制创新，不断释放制度红利，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随着人口老龄化显现、人力资本质量提升等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我国亦正在经历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加快淘汰高能耗产业等一系列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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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供需两侧发力还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既存在部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无法释放的问题，也有供给体系不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的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以系统性思维构筑产业结构转型的政策组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配臵、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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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产业结构转型供给新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要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

破口，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应用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值得关注的是，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关键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人才创新的积极性。特别要改革完善科研人才引进、使用、评价、激励等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和实际贡献等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既鼓励创新也宽容失败，使人才各尽其能、各展其长、各得其所，让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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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要素市场化配臵，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重要支撑。要素市场化配臵，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所在，亦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要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科研体制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实现要素自由有序流动，让市场在要素价格形成、要素资源配臵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把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协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行业供求衔接和产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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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推动开放合作，在转型升级中提升国际竞争力。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产业结构转型的

重要外在拉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以高质量引进外资、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和优化推进多元化出口为重点，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资本、商品、技术、人才等自由有序流动，优化产业布局，在产业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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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凝聚产业结构转型内需动力。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加快推进城乡间、区域间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强化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增加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公平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更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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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结构性去杠杆过程中，国企是去杠杆的主体。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国企去杠杆需要稳步推进。如果过快压缩国企债务，可能使部分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国企，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这会增加金融体系风险，也会给就业等民生问题带来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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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去杠杆需要在充分研究、统筹安排的基础上，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稳步推进。先将国企杠杆率稳定下来，再逐步降低。为稳步推进国企去杠杆这一系统性工程，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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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适度偏紧的结构性融资环境，从外部遏制国企债务过快扩张。在获得外部债务融资时，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具优势。同等信用资质的情况下，国企通常能以更低成本、更为便捷地获得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和信托融资。在当前信用违约事件频发的环境下，国企、民企融资的优劣势进一步分化。考虑到金融机构对国企的青睐短期难以改变，在宽松的货币和信用环境下，信贷资金等大概率会继续向国企倾斜。因此，需要从资金源头上收紧，限制国企持续加杠杆。一是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维持资金面的紧平衡。二是加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管理，控制对高资产负债率国企的贷款规模。三是高资产负债率国企通过债券或信托融资时，适度收紧债券发行审批和信托项目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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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国企负债的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对资金成本不敏感，是国企杠杆率持续上升的原因之一。此前有不少

地方，争相投资钢铁、光伏产业，即使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这背后反映的是相关国企市场化机制缺失，在举债新建产能时，并未充分考虑项目经济性。如果一个项目短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提高了企业资产负债率，但可以带来较好现金流，收回投资周期也较短，那么这个项目短期带来的债务增加也无需担忧。在中长期来看，如果项目还可以获利来偿还企业其他债务，也会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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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企去杠杆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投资效率和回报率。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在项目前期切实做好可行性研究，科学测算投资成本和回报，决定是否投资；二是项目建成运营后，提高运营效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三是加强考核机制，提高相关主体和责任人违规负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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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推进去产能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去产能和去杠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企资产负债率较高的行业，如钢铁和煤炭，恰恰也是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此后去产能工作应继续推进，配合国企去杠杆。一方面，限制新增产能的扩张，减少国企新增债务；另一方面，通过去产能维持相关产品的供需紧平衡，从而使价格和利润维持在合

理水平，偿还存量债务以实现去杠杆。91.

加快市场化债转股工作。国企去杠杆，从微观层面来看就是要降低国企的资产负债率，而债转股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较快地降低债务规模；另一方面，在中长期还能减少企业的利息支出，为偿还企业其他债务挪腾资金。加快国企市场化债转股工作，需要多方的积极配合。一是政策方面给予相关的支持，如明确定价机制、退出机制等。二是国企方面，除短期要配合金融机构实施债转股外，中长期更需在经营决策、公司治理方面作出改革，以保证金融机构股东合法权益。三是加快金融机构改革，通过成立市场化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剥离信贷资产以及实施债转股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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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供需关系，是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关系，主要矛盾的变化，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由于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寻求新的平衡。居民的需求内涵大大扩展，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对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求都不断增加，但现有的供给体系还不能充分满足这些需求，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顺应、培育和释放新的需

求，拉动供给侧的转型升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平衡。93.

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较小的投入实现较高的产出，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资本、劳动力等很多生产要素还处于闲臵状态。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可以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利用规模效应，实现量的快速扩张。近年来，我国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源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供给都面临瓶颈，只能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和体制机制创新，更高效、更集约地发挥现有要素的潜力，更好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才能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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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属于追赶型经济体，可以模仿发达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路线，在这个阶段，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分散和闲臵的资源，实现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许多领域已经进入或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下一步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方向，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模仿。尤其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

发展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市场是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是国际化的竞争，规则是国际化的规则，因此，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就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千千万万的企业充分地进行试错，找到技术进步的路径和方向；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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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也是关系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蛋糕逐步做大，同时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等分配问题也凸显出来。当前，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同样重要，更好的分配有利于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全社会的购买力和稳定性，创造更大规模的市场，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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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国内和国外的关系。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

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抓住全球化和主要经济体产业转移的机遇，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产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融入国际市场，快速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了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加快孕育。转向高质量发展，我国需要抓住新一轮国际分工调整的新机遇，培育竞争新优势，争取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更高地位，并通过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变革朝更加公平正义方向发展，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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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实现高质量的供给，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实现高质量的需求，要以消费升级带动供给体系升级；实现高质量的配臵，要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臵的障碍，提高资源配臵效率；实现高质量的投入产出，要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高质量的收入分配，要加快形成更为合理的初次分配和更为公平的再分配；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循环，要着力缓解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突出失衡，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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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是中国自信的底气，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基础，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

99.

国企是共和国经济的长子，为中国国家政权巩固和经济社会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为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一代又一代国企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离不开国有经济的成长、壮大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