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一）(第56/84页)

这几年修建了国宾馆。"田书记把原话告诉我："哎呀，后来我一了解，果然青海这几年修了国宾馆。"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修复国宾馆。

我就想，怎么修复宾馆？因为省政府没有规定拿多少钱，也没有规定修到什么标准。要修国宾馆，我就看了一下全国最好的国宾馆是哪家？当时我们那里叫管理局，管理局有个称呼，实质上就是店小二，所以天下管理是一家，管理局都管酒店，去了哪里，都可以打开就看。我带着管理局的人员走访了二十天，从北京走到上海，再从上海走到广州，从南到北，把最好的都看了，按照园林布局看了以后，觉得美国的贝尔格雷很好，我就记下了联系方式。后来看到最好的装修是中国大饭店，我问是谁做的，他说是香港一家公司做的，他们就把联系方式等毫无保留的全部都提供给了我们。回来以后，我就和张省长说，我们一共有400多亩地，外面农民占了50～60亩地，拿回来是500来亩地。晋祠宾馆要做，就要做得后发制人，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做出中国最好的国宾馆。张书记笑了，说，我们这么落后，不要说最好了，差不多就行了。当时他以为我是提拔得过猛了，一上了管理局局长就想建功立业，想干大，年青人好冒。实际上咱也年龄不小了，都46岁了。

没有钱怎么办呢？想要做个最好的国宾馆，需要4～5个亿，当时大家觉得改造国宾馆有1个亿就差不多了。后来，我就和发改委令主任说，国宾馆要干，就要干个大事。他就说，让五大集团（煤焦集团、西山煤电、汾酒集团、太钢、国电）每家出个2500万，凑上1个亿，先干起来。令主任很有办法，十来分钟就给搞定了要做一流的标准，3000万连建筑带装修，人们一听头顶就冒汗，3000 万啊，过去装修弄个20、30万，200、300万已经是了不得了。花3000万这家伙敢不敢这么干呢？后来，我们坚持按照这个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把1号楼做了一下。在修建期间，他们让我给领导汇报，我说不能给领导汇报，我说我当过领导，你给领导汇报完，领导不能不吭气啊，领导要做指示，如果正确呢，咱们就好办；要是领导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弄，那个地方改怎么弄，你是听领导的还是不能听领导的？你要是听领导的可能会有点儿问题，要是不听领导的就是不尊重领导。所以，我就说不要向领导汇报了。当时，田书记要到现场，我就说工地污染太严重，太乱了，就不要进去了，就没有让领导进去。到2006年的4月29日，我向宝顺书记汇报，晋祠宾馆差不多修建好了，希望你看一下。那天宝顺书记从1号楼开始一直看了一下午，看了以后，当时激动了，站在9号楼的大堂，发表了一通讲话，说："这是继耿彦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榆次老

城后创造的又一个高度。"其实，这不是我创造的，是大家创造的。我们的宾馆很具有系统性，是个系统性的宾馆，不像有的宾馆比较乱，有古代建筑，有现代建筑，居然还有什么灰白建筑，装修也不好。原来的总统套房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总统套房的卧室按照中国的传统高了三个台阶，叫连升三级。领导半夜睡到半夜迷迷糊糊，只想平平的过去，结果连升三级给绊住了。

我们在一个地方创造一流的业绩要有正确的思路，要找设计一流的、最好的规划师、最好的设计师、全国最好的队伍，最后你的结果就是全国一流。榆次有个口号就是不创一流就是落后，我认为这个口号非常好，不是一流就是落后。但一流是个开放的标准，你关起门，那么一流标准就是关门标准。平房拆了盖楼房，就说我这是一流标准，那个一流不叫一流，叫末流，得睁开眼睛看啊。冯仑写了一个《野蛮生长》，说做一流怎么做，要和伟大一起做，要学先进，这个行业谁最先进就学先进；要傍大款，傍大富，搞企业，人家做得好，就要跟着人家做，和人家一起合作；走正道。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这是做一流的标准，既然要做一流不能只是自己的一流。

第四，在城市发展中，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办多少事就要找多少钱？山西在城市建设上有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城市建设是个花钱的事，认为是政绩工程，这个花钱的事谁不会干呢，有钱谁不会干，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城市建设上不是花钱的事，更不是政绩工程。一个城市的发展现代化、城市化、工艺化、现代化是一体的，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结晶的载体。如果说城市化说到底是城市的建设，工业经济属于城市经济，大家想想，为什么乡镇企业垮掉了呢？80年代为什么搞乡镇企业那么多，那些都属于短缺经济，生产队就可以做得了。到了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是有区别的，计划经济是短缺的，市场经济不是短缺了，而是富余了。市场经济是将原来短缺的变成富余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事。80年代匈牙利的经济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生产力适应不了，所以只能是计划经济，邓小平最了不起的就是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在搞建设时，一定要把城市的平台做好，城市才有凝聚力，这个地方才有希望，所以把城市建设当作政绩工程是错误的。另一种观点是有钱的事情谁不会做，我们想一想，有些人把有钱的事情办成坏事，没有把事情办好，花钱能办好，了不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错误的理念。

第二个错误的理念就是认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给后人背债。2007年

前，太原的城建工程最多的不超过5个亿，一般都是2～3个亿，而其它省份的城市都是一百个亿水平。我看了看长沙等中部六省，除了太原，其它城市几乎都是一百多个亿，人家是一百个亿，我们是3～5个亿，投入就是差距那么大，为什么一说省会城市，其它城市都比太原好呢？因为人家有收入呀。所以，这就是一个差距，我们要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么城市永远也办不好。要树立办多少事就要找多少钱观念，2006年底回太原后，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社会对太原的期望是非常大的。到了2006年年底，我向张书记汇报说，张书记不好意思啊，我6月底到了太原，对太原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城市是个复杂的系统，没有规划是不敢动起来的，动起来怕犯错误，2006年天天干活到晚上两、三点，天天做规划，招标等整个规划的枢纽，我们中北大学的滨河东路，一直延升到中北大学门口，都是当时做的规划，从最北的中北大学到清徐都要做规划。2007年太原市的工程是70个亿，张书记说有些多了吧？我说："不行，张书记，其它城市都是一百多个亿，70个亿并不多。"后来向市委班子汇报的时候，市委班子那么多领导只有申书记一个人相信，其它人都是在听故事呢，心说新来的市长，一下子来到一个大城市，要搞70个亿，能搞7个亿就不错了，没有想到当时我们大面积开工后揭开了建设的序幕。就说我们平时一定要变个思路，城市是可以撰写的，城市是个无底洞，把路修好，把环境修好，城市是可以升值的。举个例子，我们第一个调整了长风商务区的规划，当时长风商务区是要打造成最干净的一块儿，2.3平方公里，很好的一块儿地方，又是城市的结合部，是向南延伸的桥头堡，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大气的规划，现在的卖地好多地方最高可以卖到80万，也卖了一部分，还要再卖，我一去就说，赶紧打住，要做个规划。做了规划后，最低卖地价是260万，同样是一片土地，80万和260 万是差距多大啊，差了180万。这些都是政府的收益呀，我在讲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没有钱呢？我们城市拥有广袤的土地，我们有规划权、有行政权，一个开发商把300、500亩地卖给开发商几个亿的收入，为什么我们不把城市富起来呢？城市的钱都流失了，所以说，我们要办多少事找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