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理论专稿-18篇(第14/18页)

第一，数字技术降低了搜寻成本。以搜索引擎和个性化推送为代表的搜寻匹配算法通过两个途径降低了搜寻成本：一是在信息传递环节上降低成本，即消费者可以借助网络，近乎零成本地与千里之外的卖家进行交流；二是平台或企业能够利用匹配算法实现数据的高效整合，在潜在的交易双方间创造链接。例如，电子商务平台可以通过智能排序或个性化推送的方式，为消费者匹配适合的交易对象。在此基础上，数字平台还能够较传统市场更加动态、更加快速、更加实时地调节价格，从而及时高效地平衡交易双方之间的需求与供给，获得更高的市场交易效率。

第二，数字技术降低了复制成本。数字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以免费复制，其边际成本近乎为零，从而和非数字产品相比具有可无限供给等非竞争性的特质。这也意味着个体消费数字产品并不会减少其他个体消费该产品的数量或质量，这将打破传统经济中产品或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制约。

第三，数字技术降低了交通成本。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大大提高了信息在网络中传递的效率，消费者通过在网络上购买实体产品节约了大量交通成本，一大批产品需求也因此产生。近年来，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数字化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快速壮大，市场规模和交易效率相较传统的教育、医疗领域显著提升。

第四，数字技术降低了追踪成本。数字企业可以轻松收集消费者在网上的活动记录，并针对这些数据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在准确了解消费者需求及支付意愿等信息后进行定制化生产或精准营销等，这将显著提升供需匹配的精准度和市场的交易效率。

第五，数字技术降低了验证成本。消费者可以利用在线评价或声誉机制将不良商家的行为披露出来，进而降低交易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此外，以智能合约为代表的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交易当中，进一步保证了交易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数字经济改变了就业与收入分配结果

随着交易与协调成本的大幅降低，网络化的生产组织迅速扩展，极致的专业化分工成为趋势。具体来看，数字技术能够广泛链接各个主体，并通过云端统筹，依托平台实现多主体匹配，分工与协调效率也因此能够得到显著提升。

在带动就业方面，数字经济不仅带来了技术改变，也同时带来了组织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平台这一新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就业形态和劳动雇佣关系，能够通过创造新岗位、提升规模和促进就业转移等方式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首先，平台能够以"从无到有"的就业增加方式，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新业态，培养了越来越多具有数字化素养的劳动者，增加一批如网络主播、小程序开发师等数字化产业新岗位。其次，平台能够形成"从有到多"的就业扩大方式，如传统的出租车司机扩大为网约车司机、从传统的邮递员扩大为平台骑手、快递员等等。最后，大量就业招聘平台还能跨地区跨领域地高效对接企业招聘和人才的求职需求，促进了就业的区域均衡，特别是推动就业向三四五线城市以及部分中西部县城地区下沉，拉动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蓄力勃发，释放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发展潜力

2023-03-03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较为平稳地进入了"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新年伊始，全国各地经济增长捷报频传，出城回乡的亿万人口遍历神州大地。大量市民利用"双节"相对宽裕的闲暇时间游览祖国大好河山，或在北国赏冰乐雪，或在南国喜品春花。旅游业率先复苏进而撬动消费市场大循环，使规模性刚需闸门全面放开并牵动供给端产能有序恢复。这意味着经受世纪疫情冲击的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强化了产业体系韧性，蓄积了经济增长潜力，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外生风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全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国家重大项目投资持续跟进，国有、民资和外资等市场主体集体返回公平竞争大舞台，稳定未来预期并在当期兑现成为理性消费的主流。存量消费快速盘活，增量消费持续扩张，国家和地方的消费政策组合带动居民消费热点，形成了连锁反应，贯通了供求两端的断点、堵点与痛点。以消费链驱动供应链，以供应链牵引产业链，以产业链激活创新链，国内大循环在后疫情时代成为中国当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亮点，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复苏、彰显增长韧性、释放发展潜力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性支撑。这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踔厉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局起步创造的一个"开门红"。

从按下疫情防控的"暂停键"，到启动经济社会活动"恢复键"，人们积极行动创造财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没有阻断，中国式现代化前行的步伐没有停顿，生生不息、昂扬向上的力量没有减弱。要把握后疫情时代的政策窗口和发展风口，充分利用经受世纪疫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超预期冲击考验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艰辛探索过程中打开的三个弥足珍贵的高质量发展空间：淬炼了国内大循环支撑的强劲发展韧性，培育了极端困苦条件下也能充分释放的发展潜力，赢得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和回旋余地。

首先，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韧性的宝贵精神资源，构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可以将产业体系韧性表述为社会生产力在遭遇冲击后，以动态方式恢复甚至演化出更优路径的能力。它不仅取决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全局韧性和社会组织顺利运转的集体韧性，更建构于居民和家庭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体韧性之上。疫情期间，我国现代产业体系韧性的持续增强，是家庭、企业、社会组织逆势生长的产物，也是经过生产、生活活动物理阻断、市场深度出清后的制度性治理成果。中国市场主体和个体工商户没有被疫情击倒，世纪疫情在中国人民无比的勇气和乐观中成为了检验现代产业体系韧性的试金石，为后疫情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蓄积了诸多重要资源和潜能。例如，卡口设防、小区关闭，但水电气热等市政基础设施优化提升了；物流受阻、教学中断、居家办公，但邮政快递、移动饭桌、移动课堂、远程办公等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信息技术与防疫措施相结合，在全球、全国、区域、城乡等各级尺度上完善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新动能的形成与释放提供了智慧支撑。后疫情时代，亟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级政府积极作为的内在动力，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个人和家庭提供风险收益平衡的创业机会，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坚韧向往转化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