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压力作出的反应而出现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

"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一向唯我独尊的中国，逐渐步入弱者、贫者、劣者的行列，面临着"为天行大圈所淘汰"的威胁。于是，在中国，就渐渐萌生向被视为强者、富者、优者的西方学习的愿望，产生打破封闭循环传统，开始了变法维新。在史学领域，作为政治鼓动家的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他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几近全盘否定旧史学。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维护专制统治，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是"霸者的奴隶"。继而指出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提出历史是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对国民的精神成长理应具有启发功能。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他把旧史学与新史学相比，"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人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旧史陈陈相因，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只重政治史，简直是帝王的家谱。"呜呼，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只有对旧史学进行革命，才能使之成为"国民运动之资鉴"。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以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他介绍了"新史学"的具体含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的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