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文章-40篇(第26/42页)

习仲勋在郝家桥调查时了解到，该村40岁出头的刘玉厚，通过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习仲勋即约请刘玉厚到自己住的窑洞详细叙谈。他一见面就紧握刘玉厚的手拉起了家常，详细询问刘玉厚当年的生产计划。习仲勋听着刘玉厚的生产计划，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过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

真切关心群众疾苦，及时排解群众的实际困难，是习仲勋调查研究的一贯作风。一次调查中发现，当地医疗卫生情况差，群众中脓疮、头癣、红眼等传染病流行较广。习仲勋便派人从地委领来来苏、碘酒、红丹和眼药，调查组同志亲自为群众擦洗疮口、滴眼药水，帮助孩子们洗澡、理发，进行讲究卫生的宣传。

只有做好调查研究，才敢于实事求是

习仲勋在长期工作实践中体会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调查研究作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做好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的前提条件和有效途径，是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判断，定政策，办事情的基本遵循。他常说，调查研究是做领导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力量所在。

1947年冬，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过程中，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左"的思潮一度蔓延滋长。习仲勋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与西北局其他领导分别到边区广大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土改要区别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确定方针政策，正确引导，有序进行。他先后在1948年初一个月之内三次致信毛泽东，提出坚决防"左"纠偏建议。

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作了报告。报告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传达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三）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

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即于1月9日给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4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镇薛家渠驻地。19日，习仲勋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左"的影响和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后，是在占有大量翔实可靠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20日复电习仲勋：（1）19日来信完全同意。（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同日，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2月6日，毛泽东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等问题征求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于2月8日复电毛泽东，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后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旦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

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从边区实际出发，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促进了生产发展。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之时，习仲勋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全国大规模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都表现出习仲勋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兴起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调查运动。这场调查运动，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严重困难和挫折时重新振作和奋起的关键。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后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初步扭转了农业农村的困难局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全党调查研究的缘起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更是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愿景的向往和追求。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群众的力量，反映了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客观规律认识不足，于是就使盲目求快成为经济工作中的主导方针，并且在执行和贯彻总路线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