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研之风、调研经验文章-32篇(第4/28页)
调查中，他先后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
和农民家庭走访。44天的调查，他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食物残渣。
这样的调查方式，让刘少奇同志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当时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少奇同志看到的材料上说，1960 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调查开始时，干部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向调查组封锁情况。但刘少奇同志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专程到农民家里做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经核实，大队的粮食产量，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 虚报了48万斤，这为解决天华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可见，在"深入"上下功夫， 真正地沉下去，是了解真实情况，站稳尊重群众、问计于民立场的基本途径。
四、朱德：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进行正确决策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朱德同志对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十分重视，而且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坚持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曾经教育孩子说："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去世，他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党内领导人调查研究工作方面创造了两个之"最"：一是走的地方最多。朱德同志每年都要拿出两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从北方草原到南疆胶林，从茫茫戈壁到东海舰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二是给中央写的调查报告最多。朱德同志每次外出视察回来，总是不顾旅途劳顿，认真地撰写调查报告，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建设的重大决策。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保存的朱德同志的调查报告有一百多篇。这些报告蕴涵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朱德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深入厂矿、农村，远至东北林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即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
呢""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他的每一篇报告几乎都涉及当地的经济形势，包括工业、农业、外贸等情况；几乎每一条建议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朱德同志认为，"我们得到政权后，就是要搞生产""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想方设法发展生产，这是最重要的""只有生产的东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决"。
听汇报时，朱德同志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他常说："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 朱德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工厂、生产队、田头、水库边，或直接到百姓家中看一看。比如，他视察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研，工作人员下去前，朱德同志总是叮嘱他们："看到问题就要报告中央， 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朱德同志对他们在调研中形成的报告十分重视，总是依次审阅改定后上报中央。朱德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的这些做法，对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邓小平：一个警卫员、一匹马，轻骑简从
不搞形式，注重实效，是邓小平同志开展调查研究的显著特点。他在中央苏区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经常是一个警卫员、一匹马，轻骑简从，前往瑞金、会昌一带调研。
针对一些党政机关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达小康"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些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同志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沪地区调研，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实地调查的结果，不仅肯定了"翻两番"目标的可行性，而且逐步形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深入改革开放前沿开展调查研究，看到特区发展取得的巨大变化和可喜成绩，更加坚定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同志重视
调查研究的重大成果。南方谈话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廓清了迷雾、铺平了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走上了加快发展的轨道。
邓小平同志开展调查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问数字""爱算账"，常常通过算账摸清建设进展、发现存在问题、纠正工作失误，为重要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力依据。
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名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改革发展稳定都呈现出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无论是推进发展还是改进作风，调查研究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六、陈云：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
陈云同志曾经讲过，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另一种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曾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调查，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从他们那里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真实呼声。
1961年6月，"大跃进"失败后，为了尽快恢复生产，陈云同志邀请了薛暮桥、顾复生和陆铨3人，深入农村作全面的调查。陈云同志专程赶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蹲点调查15天。蹲点调查时，陈云同志从不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而是深入调查地点，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与当事人、参与者交谈，群众都乐于向他讲实情。为了更科学地制定"一五"计划，深入了解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陈云同志直接从青浦县请来两位敢于说实话的农民， 一个叫曹象波，另一个叫曹兴达，都是他通过老战友和组织找来的。陈云同志对他们和蔼可亲，他们的感觉是见到自家人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陈云同志先问他们土改前后农村的变化；农村土改后，农民认为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哪些坏处。这两位农民回答说，满意的有五条：一是每人分了两亩四分地，无人催租、逼债，也无人外流；二是物价稳定，人民币值钱；三是修理了排灌机器，收成好的年份，人均可收1200斤稻谷和蚕豆；四是肥田粉（一种进口的化肥）供应增加了；五是受干部的气比在国民党时期少多了，不用打耳光子了。几点不满意的地方：一是外来干部说话听不懂，有时处理问题简单粗暴；二是镇上商店关门的多，买东西不方便；三是有人造谣言，人心不安，地主趁机挑拨离间。之后，陈云同志还特别与两人约定，让他们成为其研究农村变化的长期联系人，和他们有过多次交往和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