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思政教育调研报告(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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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之一，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效果及人们思想与行为变化的外部空间。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包含的因素多样而复杂，既有自然资源方面的物质环境，又有思想、道德、艺术、风俗、制度、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精神环境；既有经济、政治、文化、大众传播等方面的宏观环境，又有村镇社区、家庭、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微观环境。在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中，农村思想、制度、经济、人际关系等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产生了实质的影响。

一、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

"乡土"一词是费孝通构建"乡土中国"理论时，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的基本性质"，基于20世纪乡村的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社会空间的地方性、社会关系的熟悉性三个特征而提出的。乡土是指向农村社会的生产特点（依土而生）、村庄空间的孤立与隔膜、熟人社会这几个特征而独创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乡土、乡村、农村表达的基本意思是相近的。

乡土文化生长于乡土社会中，乡土社会有经济基础的意味，而乡土文化是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因此或可说"乡土社会决定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生产生活基本方式息息相关。从定义来说，乡土文化是指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酵，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总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乡土文化看作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因素，而应该注意到乡土文化和乡土社会本身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具有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内在性关联。也就是说，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乡土文化的延承是不间断的，乡土本色是通过社会遗传的方式，流淌在农民的血液之中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些内容，比如勤劳朴实、艰苦奋斗等就来自乡土文化，农民群众是创造这些优秀文化的主体。因此，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性、政治性、道德性内容应该融会于乡土文化之中，从乡土文化中汲取养分，才能最大限度地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被广大农民群众接受，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现代性"一词发端于西方启蒙运动，孕育于农耕文明，出现于工业时代，描述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现时代，变化是现代性的灵魂。每一次社会的变革，都改变着人们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过渡。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乡土社会正在日益被现代城市文化解构、重建。相比于现代社会多元并立、异彩纷呈的情形，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高度一元化的社会，传统乡土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空间特征，最为明显的便是人与空间关系的不流动；二是伦理特征，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以道德准则、伦理规范为主要特征的"伦理本位的社会"，这和乡土社会家族聚居、封闭保守的形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三是人际特征，在传统乡土社会，农民群体在有限的土地上世代艰难刨食、靠天吃饭，举全家之力耕耘土地，造就了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促成了小村庄内部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熟人社会"或者"人情社会"，并且在这两大基础关系中构建了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在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变迁中，农村的产业结构、家庭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发生了变化，传统乡土文化特征随之出现了消解。比如传统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激活，因此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现象，"安土重迁"就有了新的意味；由于农民的高流动性、村庄信息的开放性及现代性转变，原有在固定空间形成的互帮互助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渐变为理性利益主导的"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农民从传统的小农意识中走出，现代的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心理在逐渐生成，传统乡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所能起到的作用日益薄弱，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经济因素。

二、乡土社会变迁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系列社会改造和变革之下，农村地区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面临着现代化解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费孝通书中所描摹的传统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富有现代特征的"新乡土中国"或"后乡土中国"。处在"乡土本色"变迁之下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尤其体现在受教育者的高流动性和分化、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变更。由此所带来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变化、概念模糊和施教策略针对性不强，受教育者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所淡化、对村庄事务相对淡漠等。

第一，在乡土社会现代性变迁之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发生了变化：农村年轻受教育者具有高流动性，由于外出务工或者求学的需要，无法长期居住在农村，一般只在中国传统的重大节庆日返乡；部分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坚农民，是当代乡村振兴中主要留守农村建设的劳动力，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最直接的受教育者，应该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最值得关注的群体；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也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直接的受教育者，除了考虑其年龄和生活状况之外，也要关注这类群体在信息的代际传递上的作用，有的老人作为乡贤或者老党员干部，在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上具有引导性，有的甚至可以作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身份上具有一定重合性，要注意他们的主客体转化和主客体间性。

第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影响下，农民从原有的传统心理如小农心理、功利心理、天命心理中走出来，现代性的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心理即竞争心理、求富心理、开放意识及自我主体意识在增强。外出务工的农民群体普遍将生活重心转向城市，为了在城市购房努力工作，获取城市体面舒适的物质条件。而继续留在农村半工半农的农民，受到土地流转带来的对村落形态、人际关系和村落公共性等的影响。虽然农民的工作性质还是进行农业劳动，但是在微观心理层面上，农民从对土地管理的参与者变为旁观者，以致他们在村落中的主体性不断被消解。当代农村农民的高流动性、村庄信息的开放性及现代性转变、社会关系由"熟人社会"渐变为理性利益主导的"半熟人社会"，村民对村庄的公共事务逐渐呈现一种较为冷淡的态度，村落共同体的碎片化加速。

第三，在乡土社会现代性变迁之下，原来农村封闭的信息交流、闭塞的交通发生了巨大改变，这意味着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也获得了更新。一方面，现代传媒在农村广泛应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发生了质的改变。随着媒体融合不断深入，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但另一方面，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信息量大且鱼龙混杂，让人眼花缭乱；有些媒体甚至为求一己之利，跨越道德底线，传播一些虚假、庸俗、暴力、负面的垃圾信息等，加剧了社会风气的恶化，影响人们的思想道德认知。在高流动、网络化的时代，传统的集体式学习、身口相传、遍贴字报等方式既不经济，也逐渐失去吸引力。

三、乡土社会变迁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对策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论述："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这直接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客观实在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有利于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环境。为了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需要与时俱进地对周围环境因素进行优化，从多领域、多方面、多角度来统筹考虑，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合力，共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和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第一，优化乡村民主法治环境，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构建村级民主协商议事制度，激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热情，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建立民主选举公平公正、民主决策科学规范、民主管理有章有序、民主监督真实有效的村民自治机制，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百姓议事、道德评议、红白理事会等自治协商活动，积极培育村民集体协作、团结互助等新型的公共精神，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级事务和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使得村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注重维护集体的公共利益，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更好地促进自我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进一步推动阳光村务建设，将村级事务通过各类平台及时公开，公开内容涵盖片区概况、各类政策宣传、重大事项公开、荣辱榜等，确保村务、党务、财务信息在阳光下运行。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助于凝聚民心、激发群众的干劲和热情，因此，法治教育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干部要坚守法治信仰、加强法治修养，增强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复杂矛盾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要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增强村民的法治素养，营造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比如，开展巡回宣讲，通过新媒体推送，邀请法院、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