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意识形态工作材料38篇（调研报告、理论、党课等参考）(第6/18页)
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态势及应对策略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编辑部 李曼
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最终结果，但没有对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具体时限进行阐释和分析，而只是告知世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综览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其生产力水平依然很高，集中了世界上主要的科技成果创新，也在不断推动其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改善和社会治理的提升，并掌控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走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修复能力大大延长了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释放出来这一过程。这一点决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存是长期的、斗争是持久的。这是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存在的大的时代条件。与此同时，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变化指数""创新指数"呈几何级增长的新阶段。立足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的时代背景，结合当今时代的各式变革力量和因素，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构成、效用逻辑及防范化解都呈现出新变数，整体向多元、立体方向转变。
一、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构成日益复杂
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哲学家、政治家特拉西首次提出的，指中立的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观念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隶属于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范畴。发展至今，意识形态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泛指群体观念的集合，其主体实现了由阶级层面、国家层面等向民族、宗教等更具体的群体的延伸。在一定意义上，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出现和变化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我国意识形态风险不仅强调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性，即"不同声音"的存在带来的风险，而且更多地强调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否定和反否定，即零和博弈带来的风险，其中的原理就是弱化对方的功能、作用直至最终消除对方的存在。故而，作为以社会主义立身、秉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来源路径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包含制度对立这一内核。随着冷战结束，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展现出耀眼的发展奇迹，中国成为美国公共外交战略的最大假想敌和意识形态攻击的最主要目标。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相比冷战时期出现了极
大变化，带有极强渗透性、隐蔽性的和平演变成为主导。当下，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且波谲云诡，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构成也随之日益复杂，我们必须在"不同声音"中认清并剥离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及其各种"变形"。
（一）思想性风险变得多元
我国意识形态风险构成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思想性风险的多元化上。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作为思想观念的聚合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本质上脱离不了思想性风险的范畴规定。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带有极强隐蔽性和渗透性的和平演变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和平演变的发展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和推动多元多样社会思潮的产生和演变。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当前，我国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元"）与多样性社会思潮（"多元"）并存的局面。以后者为例，"文明冲突论"以文明对抗的形式来掩盖意识形态的对抗及其内核中的阶级对抗；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解读历史的方式否定中国革命，进而将国家民族历史"虚无化"；新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抬头，以反对精英和权威的名义蛊惑民众、攻击政府和体制。除此之外，还活跃着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种族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演进，在发展着自身逻辑假说和结论的同时实现彼此合流。意识形态斗争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成为"一元"与"多元"对抗的主要场域。"多元"越丰富、越发展，思想性风险就越大。"如今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大多源自各种社会思潮根据自身的理论范式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做的评判和否定，并炮制出一套套自认为更好的社会建构方案"［2］。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尽管社会思潮随着当今时代的变化而愈发多元多样，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在极其重要的一点上具有共识基础，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否定或对我国制度的攻击，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颠覆性。
（二）传播性风险逐渐扩大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聚合体，其维系功能、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渠道就是实现跨群体传播或人际传播。因此，传播领域的创新性因素，如传播手段、传播技术等的革新，对意识形态的存续或消亡而言，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互联网技术在传播领域的渗入实现了传播领域的革命，造就了"人人可以当媒体"的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即时、高效、普遍。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而且这一趋势还在逐渐扩大，"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
的精神家园"［3］。互联网以短平快和碎片化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智能化、大数据等技术发展迅速，微博、微信、抖音等各种微平台相继出现，网民在分享经济驱动下快速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主体，互联网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信息传播网络中的纽结和载体。经由网民的传播，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酵成为舆情。但是，传播即时、高效、普遍的现象下隐藏着信息难辨真伪的风险。网民高度依赖自身兴趣和主观判断来辨别是非、真伪，难免会成为一些错误舆论的单纯复制者，"网络空间呈现出不关注真假，只关注自我感受；不在乎此种文化的真实意图，只在意自我消遣；不为解决问题想办法，只充当推波助澜的'吃瓜群众'"［4］。
传播速度快慢与传播内容真伪之间呈现反比
例增长的特点是自媒体传播的重要写照。从这一点出发，互联网技术下的传播新业态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声音"提供了助力。借助网络优势的自媒体使各种社会思潮不断蔓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左的各种舆论观点在网络传播链条上因传播速度快而来不及被传播主体加以甄别，不断放大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和否定的"声音"，挤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越来越大。另外，能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所用的创新要素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所用。但是，由于在网络舆论占领和管理上存在"本领恐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引领新的传播领域这一过程中的不足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综上所述，从传播领域的网络革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影响看，攻守不相抵使网络技术下的自媒体成为风险更加突出的双刃剑。互联网作为"最大变量"给我国带来了最不可预知的意识形态风险变数。
（三）关联性风险日渐凸显
世界是运动的、发展的统一，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来源于意识形态领域，还可能来源于非意识形态领域。不同领域因素的交互影响会使非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叠加到意识形态领域，使原本与意识形态风险并无逻辑关联的非意识形态要素与意识形态斗争联动发力，从而产生更大的意识形态风险，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多因素的叠加交叉往往是导致风险倍增的诱因。故而，关联性风险是指意识形态风险越来越与其他领域的风险因素相互关联、相互转化，从而产生风险叠加的效果。关联性风险的逻辑有时是互为因果的，有时是相互
印证的，有时甚至是强行关联的。关联性风险的结果以"合力"的形式出现，强调系统性、联动性，使意识形态风险呈现出"1+1＞2"的现实效果。关联性风险日渐凸显是当今时代意识形态斗争面临的客观问题之一，关联性风险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常态化风险，全球危机、环境诉求、宗教利益等其他因素皆可能与包含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各种社会思潮合流。例如，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扩大同步的是攻击中国的各种言论的不断炮制，疫情风险毫无悬念地被叠加到意识形态风险之上；在国外，借助各种攻击亚裔的言论和行为，种族主义将地域界标转变为政治界标和意识形态界标，狭隘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攻击交缠在一起。随着关联性风险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越来越凸显，我们不仅要对关联性风险的耦合性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而且要深刻认识耦合性中内含的必然性。
二、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效用机制有新表现
思想性风险、传播性风险、关联性风险勾连合流，成为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其效用逻辑整体发展并逐步定型。在当今这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5］的社会，意识形态风险的效用逻辑越来越清晰和严密，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政治瓦解的终极目标更加隐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意识形态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具有必然性和广泛性。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向世人印证了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必将影响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甚至会摧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苏联以亡党亡国的事实，说明了意识形态风险的效用逻辑以政权为目标，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零和博弈中追求政治瓦解的结果。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国家之间的斗争依然没有停止，只是斗争形式不再以充满硝烟的暴力战争为主要内容，而是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斗争的主要形式虽然有所变化，但其效用逻辑中以政治瓦解为目标的内核并未改变，只是更加隐蔽，尤其是随着美国将意识形态上升为其国家战略，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污名化所利用的"外衣"越来越多元。环境问题、社会公平、人权等越来越多领域的话题都可以被拿来当作政治攻击的幌子。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风险的形式与内核的一致性逐渐转变为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形式与内核的差异性。这种隐蔽性往往使人产生错误判断和认知，甚至使人因被蒙蔽而追随其后。例如，隐匿在新冠肺炎
疫情下的意识形态攻击就十分具有迷惑性，"新黄祸论""中国病毒威胁论"等明说病毒暗指政体。无论假借任何话题和社会焦点，这些"外衣"隐藏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等的攻击，目的在于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而阻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理论攻击和实践对抗在差异中走向共进
思想是纯粹的，但手段可以是物质的。理论攻击和实践对抗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双重手段，因而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以及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两大场域。当今时代，二者之间的依存和配合来源于又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冷战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十分激烈，相比"热战"下的理论交锋，军备竞赛、经济封锁等成为两种制度集团对抗最鲜明的特征，体现出主体选择的明确倾向性。东欧解体和苏联剧变后，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一方面，借助于互联网，从西方媒体到政客，从学者到普通民众，他们悄无声息并变换花样地不断向我国发起意识形态诘难，如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失败论，指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家资本主义，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矛盾，借助经济问题唱衰改革开放，借助南海问题叫嚣"中国威胁论"等。一些社会思潮甚至从生活层面演进到学术层面，如新自由主义力求以学术化的语言宣传其价值理论，借真理、正义之名，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之实，不断离间我们的党心、民心，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实践对抗从冷战时期的军事主场转向当今时代的经济主场、话语权主场，并且与全球危机、经济全球化等交缠在一起。例如，西方国家通过培植代言人、利用微博等微平台侵入我国网络，制造、散布能够引发矛盾和恐慌的信息等。再如，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一些西方国家明里暗里为国内一些分裂势力等提供资助，以经济为手段，借民主、人权等煽动民众不良情绪，攻击我国制度。相比冷战时期两种手段的配合，当今时代两种手段的叠加交替呈现出新的特点，即对实践对抗的选择倾向性相对弱化，两种手段逐渐在差异中增强互补、走向共进。
（三）以渗透性为主的特征逐步定型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冷战思维被打破，两种彼此要消灭对方的社会制度的共存成为不争的事实。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洗礼后，世界人民强烈
的和平需求和发展需求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存提供了契机。即使意识形态斗争没有消失，但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也需要以相对温和的方式、互利合作的思维实现彼此间的和平共存。于是，以"渗透"为特征的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得不进行的转向。互联网技术以及由此催生的网络文化更是将这条路径变得高效、顺畅。网络技术支撑下的自媒体时代大大扩大了个人的话语权和传播力，由个人到群体的渗透步伐大大加快、效率大大增加。目前，大多数舆情都是从网络平台发起，在网络平台发酵。经由爆炸式的转发和"网络大V"的精准推送，网民成为快速传播的推动者，网民越来越个性化、独立性的主张和诉求使意识形态风险中的渗透性在由个人到群体的传递路径上变得无比迅捷、猛烈。
三、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应对策略
当今时代频繁出现的"颜色革命"及其导致的相关国家的动乱说明，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上存在不足和缺陷，没有与时俱进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关于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化解策略、政策等是国家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工作早就被定位为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工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化解必须与时俱进，无论是从理论、政策层面出发，还是从工作、实践层面出发，都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紧跟时代条件的变化，做出最能体现现实要求的防范化解策略。结合当前时代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在种类、特征、作用机制等方面出现的新动向，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和完善，注重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一）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将"激浊扬清"引向深入
一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输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被动防御。就我国而言，意识形态斗争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存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诘难将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不断演变发展。面对抨击和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和行为，做好意识形态斗争工作毋庸置疑，将"激浊扬清"引向深入势在必行。意识形态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既然是战场，就要讲究战略、战术，就要论证攻守相宜。从这一点出发，在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发难交锋之际，要重点把握以下三个层次。
其一，要对关键群体的思想政治防线进行持续加固。无论是在党员中还是
在群众中，都存在着极具影响力、引导力、凝聚力的关键群体。这些群体或掌握舆论资源，或身处重要管理职位，或对社会极具贡献等。这些关键群体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目标，自然是我们反渗透的重要防线。从党员层面看，这些关键群体主要是习近平所说的党的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密切洞察这个"关键少数"的群体思想态势，确保其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从群众层面看，这些关键群体的构成比较多元，科技人才、劳动模范、明星乃至"网络大V"等都包含其中。这些人往往起着引导或改变社会舆论的"领导作用"。要加强对这些群体的意识形态教育，形成教化渠道的联动和互补。筑牢这些关键群体的思想防线，就是守住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
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加大"发声"力度。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斗争并非要以暴制暴、以谣止谣，而是要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认清其本质，揭露其目的，从而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清除"杂音"。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相对优势就是掌握着理论批判的最先进武器，能够通过熟练、顺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而使"发声"强劲有力、理性十足，是抽丝剥茧、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攻击揭露于无形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走出书斋，深入群众，回归实践，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与反否定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性发展。
其三，要逐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
场域的话语权。一直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出去"的动力不足。这一现象的存续既与中国文化的内敛性、温和性有关，也与国家综合国力强弱、国际地位高低有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向国际场域延伸，实现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中国的意识形态内核和文化精髓都包含和平的因素。"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是和平的、互惠的。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6］。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会主动发起像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一样的诘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作为和国际输出并不会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侵入型和进攻性。逐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场域的话语权是要在凝聚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建设和培育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理论和实践路径，"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7］，并以合理的方式和渠道将其推向国际社会，如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
（二）加快弥补"线上"治理之不足
"线上""线下"是在我国舆论发展中分化出来的两大场域。在两个舆论场中，"线上"带来意识形态风险的速度之快、传播意识形态风险的范围之广、解决意识形态风险的效率之高，都远超"线下"。与"线上"的超前性相对应的是，我们关于"线上"的治理，在时间上、经验上等都不如"线下"，存在着可提升空间。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未来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必须在"线上""线下"并举的同时立足于"线上"，"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8］。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应对"线上"渠道在当今时代意识形态风险形成和化解中的挑战性、超前性，才能"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9］。要尽快补足"线上"治理的短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其一，政府的"线上"作用要更加主动。从应然角度看，"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在互联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互联网治理的规章制度与政策、协调解决互联网中的问题与纠纷上"［10］。从实然角度看，主动性不足是我国"线上"治理的短板之一。要使这种状况改观，就要通过各种途径强化政府的"线上"作用，实现从"被动接招"向"主动问政"转变，尤其是面对网络舆情及其引发的民众不满、负面情绪宣泄时，政府要及时出现在舆论一线，跟进舆论进展，在平息社会不良情绪和化解各种矛盾中重塑政治权威和政治认同。政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织化主体，因此，这样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认同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权威的重塑，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权力的生产与扩大，对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诘难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其二，加快网络世界法治化步伐。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空间加速成为集众生百态于一体的虚拟世界。相比现实世界，网络世界似乎更加自由随意、更加不受约束。实际上，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是整体性存在，网络世界是人们现实世界的推演和再生，网络世界的众生百态绝不可能脱离法治的规制。正如习近平所说的，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然而，网络世界的法治化进程滞后于网络世界推陈出新的速度，因此，要加快网络世界法治化步伐，不仅要对网络言论尤其是网络谣言、诽谤、诋毁等进行有效规范，而且要加大对微传媒、社交媒体等平台的管理，消弭网络犯罪、网络无政府主义等突出问题，以法律、法规、制度等构筑净网清屏的四梁八柱。
其三，不断调整对"线上"的价值供给。"线上"充斥着复杂多样的言论和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其中，无论是各种消极颓废的文化，还是披着各式"外衣"的政治攻击等，在价值内核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核背离乃至矛盾。"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
［11］。要抢占"线上"空间，就要有针对性地改变"线上"的价值配置结构，整合网络空间资源，努力打造并充分利用正向的、积极的社会主义价值文化载体，如热情饱满、崇尚奋斗的直播、视频、综艺、网络文学等，改变低俗文化、颓废情绪、消极意识等现象，从而使意识形态风险滋生的混沌网络生态得以改观。
（三）以创新思维打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谱系
冷战时期，苏联对军备竞赛和经济发展的过度强调，导致其社会结构发展失衡，且疏于对自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完善。冷战结束后，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渐跳出了世界革命的思维，不再将焦点全部集中在对方身上，而是转而发展自身、休养生息，其中也包含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培育。当今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建立在各自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已经很难再单纯地以让对方损失多少为标准，而是以自身获益多少为标准。这种转向决定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2］成为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程浩大，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是艰巨复杂，当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其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变势在必行。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风格因多体现为宏大话语、正式话语、学术话语、传统话语等而不易吸引大众注意；另一方面，一些错误观点、问题言论因不断翻新其话语风格，以鲜明而通俗的话语体系吸引了民众的注意，从而大肆传播。话语体系的改变对于缓解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和消解具有明显效果。例如，"中国梦""一带一路""马克思靠谱"等话语表达就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变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创新为依托，时刻把握"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一标准，吸纳年轻一代的话语风格，精选网络空间的话语元素，从书斋话语走向实践话语、从传统话语走向现代话语、从宏大话语走向具体话语等，从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
其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要不断推陈
出新。意识形态只有附着在理论、思想、观点等之上并以一定的文化产品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因而，具体的文化产品是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载体。一直以来，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台等传统媒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因此，书籍、报刊、电影、电视等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受到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冲击，传统媒体渠道的传播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也面临着不断推陈出新的现实要求。要抢占舆论舞台，提升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引入先进传媒手段，打造前沿产品形式，如将具有原创性、以视听融合为特点的产品投放至抖音平台、直播间、朋友圈等，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展现。
其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渠道要逐步拓
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效果是衡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效果的提升十分依赖于认同渠道的拓展。拓展认同渠道，一方面，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渠道的拓展。首先，要重点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深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相关领域的交叉点；其次，要重点推动宣传领域的融媒体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13］，尤其要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视听媒介的成长和定型。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馈渠道的拓展。例如，依托舆情监控平台，整合其数据资源，进行关于意识形态动态发展的数据再生产、再分析；针对网络舆情频发的现实，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构建"线上"意识形态系统化监测体系；等等。
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复杂和深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刷新了当今时代的表现状态以及人们对这一状态的认知。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当代态势会有更加鲜明的表现。意识形态风险的变化自然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安全的变化，意味着对国家安全的把握和为保护国家安全而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采取的实践措施都需要不断优化。因而，对意识形态风险的认知，要常学常新、与时俱进，尤其要准确把握其当代态势。
学史增信 筑牢意识形态根基
市委宣传部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罗铁强
（2021年8月24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可以进一步坚定意识形态自信，更好凝聚起推进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