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党课故事-20篇(第2/5页)

作曲家谷建芬和马拉松因作曲结缘。1983年北京马拉松开赛前，谷建芬收到了来自组委会的邀请，为马拉松创作歌曲，这也让她见证了中国马拉松运动的种子生根发芽。今年恰逢北京马拉松40周年，谷建芬把《马拉松之歌》的曲谱手稿赠予赛事组委会，祝愿中国田径事业再创佳绩，再攀高峰。

每一次起跑，都是一程新的开始；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段无悔的奔赴。42.195公里的拼搏之路，不仅属于专业的马拉松运动员，也属于热爱跑步的每一位跑者。

1929年冬，他们身着红军军服齐聚xx古田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珍藏了一套1929年的红军军服。当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正是身着这套军服，参加日后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套正规的军服，军服设计由毛泽东亲自审定。

统一服装，只是毛泽东重整红四军的第一步。整个1929年，他都在思考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建立一支怎样的武装？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游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极端民主化和组织纪律涣散等不良倾向也开始蔓延。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xx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思想未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9月下旬，在xx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认识不一致，大会未获结果。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此前，周恩来已经代中央起草一封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审定，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基本原则，要求中共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下了一场罕见的漫天大雪。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等120多人齐聚这里，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这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原是xx上杭县古田镇廖家祠堂。

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只是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等思想倾向。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明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结束后，便是1930年新年。红四军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元旦。

1930年新年伊始，为了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古田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大胆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八路军用这门迫击炮当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

一门中国制造的迫击炮，曾立下特殊功勋。英勇的八路军战士用它击毙了日军旅团长、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他也是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这一击杀，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一笔。今晚的夜读，一起回顾这场胜利。

迫击炮结构简单、轻便灵活、易于制造，是抗日战场上我军杀敌的利器。这门迫击炮由太原兵工厂制造，炮管、炮架、方向机、底座等各部分均保存完好。

1939年10月底，日军向晋察冀的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日军第2混成旅团第1、4大队由涞源分三路向银坊、走马驿进犯。八路军在涞源有出色的情报网，准确掌握了日军动向。晋察冀第1军分区司令杨成武指挥所部在雁宿崖伏击进犯银坊的日军第1大队，该路500余日军全部被歼灭。杨成武熟知日军遭打击后必来报复的规律，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

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急率1500人从涞源赴雁宿崖救援，11月4日到达雁宿崖时，第1大队已被歼灭。阿部规秀一个月前刚晋升中将，并被任命为日本天皇侍从武官，本想带着战场上的军功赴东京上任，结果被打了个响亮的耳光。他恼羞成怒，决定继续向东寻找我军主力进行报复。

杨成武向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建议再次伏击日军，聂荣臻指示将日军诱至黄土岭，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伏击。11月7日前，晋察冀军区1团、2团、3团、25团及120师特务团等部队在黄土岭--上庄子--寨坨一线山谷周围完成设伏。日军在我小股部队诱击下，于6日黄昏进抵黄土岭，在该地宿营。

11月7日上午，阿部规秀率部从黄土岭向上庄子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下午3点左右，日军全部进入我军包围圈中。我军埋伏的各部队从四面展开猛烈攻击，将日军压缩在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谷里。日军猝不及防，急忙抢占附近高地，向我军阵地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晋察冀第1军分区的4门迫击炮和120师特务团的3门迫击炮参加了黄土岭战斗。1团团长陈正湘发现，在山谷中间教场村一个独立院落以南中间的小山头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日军军官在用望远镜向我方观察，随即下令用迫击炮轰击。迫击炮连在连长杨九坪率领下，操纵4门迫击炮开炮射击，准确命中目标。

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的炮兵阵地

著名作家魏巍当时任1团1营教育干事，亲眼目睹了炮击："浓烟过后，倒下了好几具尸体，其余的都跑到房子里去了。"当时我军并不知道，被炸死的日军军官中有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3个多小时后，阿部规秀伤重不治毙命。

阿部规秀毙命后，日军失去最高指挥官，陷入慌乱。后方日军紧急派飞机空投军官和补给，勉强稳住阵脚。次日，在日军救援部队即将赶来，对我军形成反包围的不利情况下，我军撤出战斗。雁宿崖、黄土岭两次伏击战，我军共歼敌1500余人。

11月21日，日本广播公布了阿部规秀的死讯。22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阿部规秀部队长壮烈战死"，称此前中日交战中，"未见过中将级军人战死之例"，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xxx上"。

毛泽东在延安从各方广播中得知消息，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对有功部队进行嘉奖。蒋介石也给朱德总司令发来嘉奖电报。

这一胜利在当时震动了中国和日本，有三个意义。第一是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用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再次警告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日本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注定没有好下场；第二是极大的振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士气、民心，进一步提高了坚持抗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第三是用铁的事实，有力驳斥了一些顽固分子所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等无耻谰言，在国内外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和影响。

这里"十只蚊子一盘菜"，老两口却舍不得走

有一位81岁的老人，在新疆塔城地区萨尔布拉克草原的边境线上，带着妻子儿女和他的100多只羊，住土屋、喝咸水、啃冷馍，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放牧巡边，守护着中哈边境50多公里的无人区。

这位老人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1连退休职工魏德友。放牧为巡边，他被称为边境线上"活界碑"；家在路尽头，他的家被称为"不换防的夫妻哨所"。

年逾80的魏德友老人面容清癯，身形略显佝偻，可能是远离人群太久，话很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怎么写，但对于57年前的承诺却始终念之于心、践之以行。

牧羊人的承诺

一把旧水壶，一台录音机，一架望远镜，揣上老伴蒸好的馍，吆喝着羊群走出家门，沿着最熟悉牧道开始十几公里的巡边，这段路程，他从青涩走到了暮年。

1964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从原北京军区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30多名战友一起来到了萨尔布拉克草原第九师161团原兵2连。

位于中哈边境的萨尔布拉克草原，哈萨克语为"盐泉"，名为草原，实为戈壁滩涂。其位于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必经之路，小风天天有，大风埋人骨。冬季积雪可深达1米，夏天蚊虫肆虐，"十只蚊子一盘菜"。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魏德友和战友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一边开荒、种树、掏地窝子，一边放牧巡边。三年后，他还从山东老家接来妻子刘景好，在边境安了家、养育儿女。

1969年，边境事件频发，他带头参加"铁牛队"行动，在塔斯提xx岸紧握钢枪，与外军对峙三天三夜；他主动请缨担任"牛群组"组长，迎着外军、顶着风险巡边护边......

伴着风吼狼嚎，他们一边守护着边境的安全，一边用手上一层一层的厚茧，让盐碱化严重的萨尔布拉克草原开始有了庄稼地、林带、草场，草原变得热闹起来。

20世纪80年代初，魏德友所在的连队被裁撤。昔日一同来屯垦戍边的战友陆续离开，世世代代住在草原上追水草而居的牧民渐渐搬离到更好的城镇。

本可以分去离城市更近连队的"外地人"魏德友，却主动留下戍守边境，接过部队的羊群，成为一名义务护边员，和老伴儿刘景好边放牧，边戍边。

"那时候这里更加荒芜，牧民走了之后，可以说就是无人区。当时周围狼很多，经常过来偷羊。我胆大，经常找狼的足迹，骑着马追狼。"魏德友的女儿魏萍提到小时候跟父母在边境线的生活。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开阔，边境前沿缺少天然屏障，春秋两季，牧民转场时节容易发生人畜越境，魏德友要时刻观察是否有人畜抵边，"边境无小事，一头牲口越界就能让国家很被动。"魏德友说。

冬季牧民离开的时候，魏德友则要来回走8公里的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有人员经过的痕迹，到牧民留下的房子查看情况。

从年轻小伙到耄耋老人，边防连换了19任连长，20任指导员，其他人一个个离开，魏德友始终吆喝着羊群孤身坚守，靠着养羊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50多年来，他巡边护边20多万公里，磨破了80多双鞋子，堵截临界牲畜数万只，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负责的管控区内未发生过一起涉外事件。

"当时如果党不派我过来，就会派别人过来。我答应了守边，就要一辈子做到。"魏德友说道。

军功章的背后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戍边57年的魏德友获得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七一勋章"。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里面，也有老伴的"一多半"。

寂寞荒凉的萨尔布拉克草原，因为老伴在，他这个孤独的戍边人有了家，有了志同道合相守一辈子的伴侣和战友。在他心里，她始终是那个当年回乡相亲，他看到的梳着两条辫子，能干会说、做事利落的大眼睛姑娘。

魏德友与妻子刘景好

1967年，刘景好随魏德友火车换汽车、汽车转驴车，从山东老家千里赴疆，一路风餐露宿，越走越荒凉，好不容易到了魏德友在草原的家，却更是傻眼了。

等待她的"婚房"是茫茫戈壁滩上平地挖出的土窝子。"沙暴一来，地窝子里的人就全变成了土猴。"

"牛虻和蚊子也太厉害了，大牲口被叮一口，都疼得直蹦。"她回忆说，"那个芨芨草，一人那么深，狼一群一群嗷嗷地叫。"她当时就被吓哭了。

忍着过了一些日子后，她再也说服不了自己留下了。一天中午干完活儿，刘景好回到家就收拾好东西，打个包袱，准备走了。

魏德友知道后，急忙追上，说，"我们就在这儿待三四年，三四年后跟你一起回家好好过日子。"

只是这一待，就待了一辈子。

越了解魏德友的信念，越了解守边的重要性，刘景好越不忍心离开这片茫茫草原。

部队裁撤后几个月里，面对空旷无人的草原，魏德友也曾产生自我怀疑。刘景好说，"你不是天天说要说话算话，说答应了首长的就要一辈子做到？"

1982年1月，边境线上出现了一架飞机，更是彻底坚定了两人留下来的决心。

在飞机离他一公里的地方，魏德友听见了飞机响，雾很大，他就骑着马飞快地往那边跑，快到附近的时候，魏德友拴好马，走近一看，飞机就在头顶上20米的地方，看到有人来，飞机掉头飞走了。

这让魏德友夫妇愈加意识到，这片土地上需要有人坚守。

"如果我们走了，这地方就没人了，进去的随便进去，出去的随便出去。我在这里，他们肯定传这里还有人，我们俩就坚定留下来。她也说，我们就一辈子留在这儿，哪也不去了，家也不回了。"

日复一日的守边生活，手脚利索的刘景好更逐渐成了魏德友巡边中的得力助手。

察看边情、修复破损的铁丝网，是巡边时的必要任务。在魏德友耐心地手把手教导下，起初经常被铁丝网上的倒刺划伤手臂的刘景好，渐渐地，不仅成为了一名熟练"钳工"，而且还学会了在草原上判断方向、天气及边情，能帮着魏德友巡边。

"当年我家里还有马，我妈年轻时，还是骑马的好手。"魏萍说。

有一段时间，魏德友不慎从马上跌落，摔伤了腰椎，只能卧床休息，刘景好就代替他去巡边。

一次攀爬一处断崖时，她的脚趾被尖锐石块割了一道很深的口子，仍咬着牙、瘸着腿继续巡逻。巡逻结束回到家，魏德友从床上爬了起来，一把抱住她，眼泪直流。

从一开始被艰苦的条件吓坏，也曾有过逃离的念头，但最终选择了留下，数十年来相濡以沫，一起变老，"哪儿也不去"是她如今说得最多的话。

羊鞭的接力

对边境，魏德友始终有放心不下的惦念，一天不到边境看看，就感觉少了点东西。

57年来，草原上朝晖夕阴、日升日落，魏德友的情怀始终不减。

每天早上，魏德友和妻子刘景好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门口升国旗。在屋外的木旗杆前，刘景好拽紧绳索，魏德友奋力挥动右臂，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便迎风展开。每当看到鲜艳的国旗，两个人的心中就会升起一阵自豪感。

"不管走多远，看到五星红旗就能找到家。"魏德友说。

魏德友家每日升起的五星红旗

那位于家正西方3公里处的173号界碑，魏德友曾亲眼见证它竖起的那一刻。过去两人路过时，总是会经常细心地擦拭一遍。日子太久，界碑在他们心中已有了温度，"看着它，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样。"

孤零零的土坯房里，坑坑洼洼的泥土地面，歪歪扭扭的木头桌子，吃的米面需要小女儿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又咸又苦的盐碱水......只要守着这片草原，他们就是觉得心里踏实。

巡边的日子并不总是风和日丽，魏德友多次在极端恶劣天气下与死神擦肩而过，甚至有次因为大雪中迷了路，双脚脚趾被严重冻伤，送去医院后险些被截肢，他仍然说"这没什么"。

多年来，在山东工作的4个孩子不放心父母的身体，多次劝他们回家养老，魏德友始终不肯。儿女们给他们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他也一天没去住过，还说服刘景好留在萨尔布拉克草原继续义务巡边。

子女来了又走了，魏德友会因为舍不得潸然泪下，但面对多次调离边境、家人团聚的机会，他却一而再、再而三选择了继续坚守。

如今，萨尔布拉克草原的边境线已经建起智慧边防，搭起了铁丝网，架上了摄像头。20xx年，二女儿魏萍也辞去山东临沂的工作，选择接过父亲的羊鞭，回到父母为之守护一生的地方，成为161团的一名护边员......

魏德友夫妇却一天一天老了，57年巡边守边，家乡早已成为他乡，边境线上也有了女儿的守护。但他们仍然坚持沿着那条熟悉的牧道一遍遍走着，常挂在嘴边的除了那句承诺"只要我还能走得动"，还有一句由衷的赞叹，"祖国越来越强大了。

以郝西史、黄公略等人命名的三所军校

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所以人名命名的军校,它们是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

黄公略（1898~1931）

■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了。

在红军日益壮大的前提下，组建一所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军校的任务被提到议事日程，一些红军部队相继成立了随营学校，以解决对部队基层指挥员培养的需求。

1931年10月,红一方面军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早又较大的一所军校。军校由萧劲光、何长工、邓萍等负责组建,先后担任校长的有萧劲光(未到职)、叶剑英、刘伯承、何长工、周昆等,校址在江西瑞金。这所军校开设有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包括机枪、炮兵、工兵等特种连队)。随着战争的需要和学校规模的发展,又开办了政治营和军事营等训练班。1932年5月准备开办第三期时,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军学校或红校)。

1933年,根据反"围剿"斗争的需要,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即"扩大红军")运动,红军又组建了一些新的军团和一些新的兵种,而此时红军部队中的指挥员、特种人才和训练人员却非常缺乏。因此,为了加紧培养红军的各级干部和专门人才,这年10月,中革军委决定把红军学校扩大为五所军校,其中的一所是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大)。不久,为了纪念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郝西史,红大改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

1927年12月发动的广州起义是中共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也是中共以苏联革命为模式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尝试,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此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血腥镇压。国民党军张发奎部三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的第五军一部,在英、美、日、法等国的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实力悬殊,起义失败,惨遭杀害者高达5000余人,其中就有郝西史。郝西史是苏共党员,也是一位苏联红军将军。当时,张发奎的部队包围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随即包括郝西史在内的五位苏联人被杀害。

郝西史牺牲后,受到了苏联的褒奖。为了纪念这位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红军将军,中国工农红军也将自己的军校--红大,以郝西史的名字来命名,以此作为永久的纪念。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当时主要是培训和提高红军的中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它也是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所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军校。

■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当年红军学校扩大为五所,其中一所是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它以原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学员为基础扩编而成,其办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红军的初、中级指挥员。为了纪念彭湃烈士和杨殷烈士,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改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杨殷（1892~1929）

彭湃和杨殷都是广东人,也都是大革命洪流中的中共重要领导干部。彭湃曾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还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彭湃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不久负责领导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广州起义时,他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土地委员。起义失败后,他继续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余部在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1928年7月,中共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同年被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xx省委军委书记。

杨殷曾参与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八七会议后,他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不久也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肃反人民委员。张太雷牺牲后,他还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此后,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和主任,以及中共xx省委军事部部长等。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告密,彭湃、杨殷以及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在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时被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和警察局的包探逮捕。在狱中,他们不畏牺牲,保持气节。最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英勇就义。

当时的《红旗日报》刊载了周恩来撰写的《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记述了彭湃、杨殷等的事迹,如:"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词。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行刑时,慷慨地向土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工都为之掩面。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

为了纪念彭湃和杨殷,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更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该校下设两个军事营、一个政治营、一个参谋营,主要是训练连、排级干部。

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共办了三期,1934年10月,该校编入干部团,开始了长征。

■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

当年红军学校扩大为五所,除上述两所军校以及红军特科学校(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红军的特种部队,如炮兵、工兵部队的指挥员和专门人才)、游击队干部学校(主要是培训和提高游击队干部),还有一所是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的任务是培训和提高红军初、中级指挥员,后来为了纪念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黄公略,该校改名为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

黄公略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毛泽东有词云:"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这是对黄公略的极大推崇。

黄公略早年在家乡湘乡读书,从小就同情劳苦人民,好打抱不平,立下报国的志向。后来,黄公略与彭德怀一起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并在毕业后投身北伐战争。不久,又考入黄埔军校，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发展了彭德怀、彭绍辉等入党。黄公略曾担任所在部队随营学校的校长。在他的教诲和影响下,很多学员后来成为红军的优秀干部和领导者。

1928年,黄公略和彭德怀等领导了平江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由此诞生。此后,黄公略率红五军一部在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战。他依靠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采取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取得胜利。黄公略曾任红五军副军长、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等。他所开辟的赣西南苏区,为后来建立中央苏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30年7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红十二军与红三车会合,由此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并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在白云山战斗中,黄公略率部大胜。为此,毛泽东又写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里的"飞将军",就是对黄公略及其率领的红三军的赞誉。9月15日，在一次部队转移中,敌机的子弹射中了黄公略。17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黄公略的追悼会,当时会场上的挽联曰:"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和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等,形成了红军高、中、初级干部的一个完整的训练层次,也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军校新纪元。后来在长征过程中,这几所军校合并组成为干部团,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动。其中,原彭杨步兵学校编为第一步兵营、原公略步兵学校编为第二步兵营。抵达陕北后，干部团又和陕北的红军干部学校合并,又复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至1936年6月,扩大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也相继抵达陕北,这些部队的军校随之也合并到了红大。再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红大又发展成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赓续北大荒精神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垦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援国家建设、维护边疆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深化农垦体制改革，全面增强农垦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更好发挥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25日在xxx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时强调

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xxx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当听说建三江通过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稳居中国农业企业"龙头"地位时，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北大荒发生了沧桑巨变，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很了不起，非常鼓舞信心、鼓舞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