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调研报告-45篇(第87/90页)
第二，加大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提升粮食生产和储备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中国粮食生产效率较低，粮食单产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2-2031）》，未来十年中国粮食单产水平年均增速有望达到0.9%，预计2031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62亿吨，粮食自给率将提高到88%左右。建议进一步加大在生物育种、设施农业、数字农业等领域的投入，尽快突破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通过技术赋能，持续提高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安全水平，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目标。
（七）提振互联网平台企业信心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平台经济不仅成为疫情期间辅助政府民生保障的"排头兵"，而且成为保就业和稳增长、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和创新发展的"助推器"。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我们不仅要深刻认识数字经济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把握新时代数字经济治理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而且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这是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经历了近两年的强监管，数字经济企业已经基本整顿到位，目前的重点是发展，保持好技术优势，拓展产业生态，不断吸纳就业，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利用好平台企业覆盖面广和市场下沉的特点，支持就业和消费。在当前3C类和汽车类消费券的基础上，建议地方政府与平台企业加强合作，更有针对性地发放更多种类的消费券或代金券，在保民生和刺激消费的同时，为依托平台的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托底实体经济。
第二，基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原理，呼吁成立统筹数字经济治理与发展的中央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与监管委员会"。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实施常态化、差异化、综合性的统一监管，不搞"一刀切"，避免"群龙治水"，尊重市场规律，鼓励创新，积极引导平台企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中国已经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应以此为契机，努力构建"开放与合作"的数字经济治理新秩序，依托中国数字经济广阔市场和优质企业资源，积极对接全球数字经济高标准新规则，并着力引领相关治理规则调整，提升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占据中美竞争关键领域的战略高地。
（八）增加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源总量，增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潜力
增加教育投资，可以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虽然近年来中国教育经费保持较快增速，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公共教育投入水平仍然不高。202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4.2%，这一数值与世界平均水平接近，但仍然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在各个教育阶段中，学前教育是公认的教育回报率最高的阶段。研究表明，学前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高于传统投资收益，也远高于其他教育阶段投资的收益。具体来说，当期每单位的学前教育投入可在15-18年后带来7.14单位的预期收益，其中家庭收益占46%，社会收益占54%。除经济效益之外，学前教育的普及还能带来很多非经济收益，比如可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女性就业、提升生育率、降低犯罪率等。
目前中国优质学前教育的普及率仍然偏低。据测算，截至2020年，中国幼儿园3-5岁在园幼儿人数占适龄儿童总数的89%，其中公办幼儿园仅能吸纳不到50%的适龄儿童，绝大多数幼儿家庭不得不承担高昂的民办幼儿园学费，而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是相对不足的。据统计，2020年中国学前教育的生均经费仅为9411元，大部分教育经费需由幼儿家庭承担。由于教育外部性的存在，让幼儿家庭承担学前教育的费用，难以实现最优化教育投资，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增加学前教育投入，增加公办幼儿园数量。充分利用现有闲置公共设施，包括空置厂房、乡村闲置校舍等，开办更多价廉质优的公办幼儿园，并鼓励支持街道、集体、国企和事业单位参与公办幼儿园建设，为社区居民和单位职工提供普惠幼儿园服务。
第二，政府应完善民办幼儿园普惠园的办园认定标准，引导社会力量开办普惠幼儿园。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通过综合奖补、租金减免、教师培训、教研指导等方式支持普惠民办园的发展，强化民办幼儿园的过程监管和安全监管。通过这些方式提升学前教育的公平性和普惠性，进一步降低家庭的育儿负担，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
第三，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快12年义务教育的推广步伐，适当增加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这样做既能促进当前的教育支出，提振消费，又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因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积累，而人力资源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由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
（九）修好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一大市场不可能自发形成，必须由政府来培育和调控。建立并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在于修好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也就是要建立一套机制，激励政府培育并调控市场经济的发展，让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各级政府不再唯GDP论，在发展过程中也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乱作为和贪腐现象大大减少。但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部分政府官员出现了保守型的行为模式；地方自主权不足；地方政府远离了市场的触感，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地方对于促进消费动力不足；等等［6］。
为了在新时代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好地激励政府转变行为方式，让地方政府更好地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大幅减少对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数量，尤其要减少红线指标的数量。只有减少部分考核指标，才能更加有效发挥考核的作用。考核指标太多，容易导致政府行为的碎片化。考核重点可以设定为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百姓满意度、资源环境保护三个方面。通过减少和强调考核指标，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提出发展目标。
第二，建立全国统一的约束性发展指标的大市场。当下，中国经济打通内循环、释放内需，必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复杂的发展任务面前，必须设计一个制度以激励地方政府去追着市场跑，而不是把精力用于完成各种各样的指标。同时，也要避免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教训。当前一个可行的做法是，中央政府不再分解指标层层下达，转而依靠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体系监测相关指标的宏观总量，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让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约束性指标的交换与调整，释放地方政府活力，中央政府则将更多精力由当前的督查地方政府落实各项约束指标，转向监督统一大市场的运行。